也论明初户口的升降——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正> 读《文史哲》八○年第二期孙达人同志《明初户口升降考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颇有启发。然而,对文中关于从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的十多年间户口增长661.6%,洪武十四年后明代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及明初南北户口的升降已出现“绝然相反”的趋势等一系列论断,我们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就教于孙达人同志。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     

孟浩然行踪辨异

一、吴越之游的时间谭优学先生《孟浩然行止考实》(下称《考实》)说:“浩然此行以开元十三年秋自洛首途,以开元十五年冬回到荆襄,历时三年,时间绝不可能更后。这是因为浩然作于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两次滞留长安时《宿终南翠微寺》的诗中说:‘翠微终南里,雨后宜返照。……     

贵县罗泊湾汉墓墓主族属的再分析

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贵县一带是先秦时期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部族的聚居地。秦统一岭南后,设桂林、南海、象三郡,桂林郡郡治就在这里。汉武帝平南越后,把桂林郡改为郁林郡,郡首布山仍在这里(《汉书·地理志》)。自此后,以至于隋代大业初年,布山一直都     

隋代括户成功的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一直存在着封建国家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的斗争。因此而引起的括户运动,历代皆有,只不过名目不同。西晋有占客之限,东晋有庚戍土断,南齐有“却籍”,北齐有括户。但由于种种原因,失败者多,成功者寡。然而隋代的括户,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大索貌阅,“进四十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户”(《册府元龟·户籍》卷486)。大业五年,“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北史·裴蕴传》)。从隋初有户四百多万,至开皇九年达七百余万。洎于大业二年,户达“八百九十万七千     

隋金城郡治地位考

《隋书》卷29《地理志》金城郡金城县条小注云: 旧县曰子城,带金城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改县为金城,置金城郡。 这条史料说明,隋代金城郡治所的金城县是由子城县改名,子城是隋以前旧县,王仲荤先生已指出北周金城郡治子城。(注一)     

关于钱钟书《宋诗纪事补正》的一点补正

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2 0 0 3年版 )出版后 ,引发了学术界一些争鸣。笔者以三大宋编诗话为据 ,考证一段材料 ,补正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中的一个说法。阮阅《诗话总龟》(以下简称《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以下简称《玉屑》)分别成书于宋诗话发展史上三个阶段的总结时期。《总龟》之前身《诗总》成书于宣和癸卯 ( 1 1 2 3) ,收录北宋诗话颇详 ,总结了创始诞生期的诗话创作 ;《丛话》成书于乾道丁亥 ( 1 1 6 7) ,补《诗总》之漏缺 ,“二书相辅而行 ,…     

再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答陈福康同志

《学术月刊》1985年10月号载陈福康同志《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与姜纬堂先生商榷》(以下简称陈文),否定拙作《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以下简称拙作)之以《心史》为伪。学术研究中不同意见之交锋,足资切磋砥砺,尤可将所争论之问题引向深入,故于陈文极表欢迎,惟觉其所言多似是而非,因再申敝见,以示未敢苟同,借为答覆,并敬质于方家。     

隋《开皇律》及其立与毁

隋代年祚不永,38年而亡,然却两修隋律。《隋书》卷33《经籍志·刑法篇》载,“《隋律》十二卷,隋《大业律》十一卷”,其十二卷之《隋律》修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史论有别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大业初更修之隋律而称之为《开皇律》。 从开皇初(581)到大业初(605),隋律更修时间之隔不过二十余年。那么,隋炀帝于“祖法”更化何以如此之速呢?《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     

从维特到亚侠……——《少年维特的烦恼》与《或人的悲哀》比较研究

<正> 大凡读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和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以下简称《或人》)的人,都会感到:尽管两篇小说在篇     

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

研究我国人口史,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代人口发展的规律,必须掌握较为准确的数据。我国古代史籍留下了大量人口数据的珍贵记载,但是,有些朝代的户口统计不实,各种典籍记载分歧;或因传抄而产生讹误,这些都需要考订、辨证。许多同志对隋代户口作过不少有益的探讨,但分歧仍然很大。本文拟就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古籍整理应谨严从事讲求实效

同一种古籍,愈是新出的本子,应该愈是精良。正由于这一想法,去年我查阅《日知录集释》时,就挑其最新版本——花山文艺出版社(设在石家庄)的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本来读。此本共两大册,印制之精,装帧之美,是《日知录》(以下简称《录》)或《日知录集释》(以下简称《集释》)以往任何一种版本所不及的。卷首特载陈祖武《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一文作为前言,此文对     

也说隋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隋代金城郡治地位考》商榷

最近翻阅兰州地方史资料时,偶然在84年第5期的《兰州学刊》上,看到了刘国元,吕叔桐二同志合写的《隋代金城郡治地位考》一文(以下简称《地位考》).《地位考》据《周书》卷29《王杰传》:“王杰,金城直城人也……后从(孝武帝)西迂……出为河州刺史,朝廷以杰勋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一语,认为北魏孝武帝时期的河州金城郡领县中应有直城一县,《魏书·地形志》漏载,近而,《地位考》又因《水经注》中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香港研究系列化和通俗化的突破——读刘泽生编著《港澳概览》

<正> 春暖花开,万物竟发.《今日香港》丛书首卷——《港澳概览》(以下简称《概览》)一书问世之际,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正式颁布之时,这两件事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巧合,实则存在内在的联系.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揭开西夏官印之谜——兼评《西夏官印汇考》及《西夏官印考释》

1982年春,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福颐主编,李范文释文,纪宏章拓款的《西夏官印汇考》(以下简称《汇考》)。1982年《宁夏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了李范文的《西夏官印考释》(以下简称《考释》)。这一书一文,集西夏官印之大成,是老中两代学者心血的结晶,受到西夏学界和治印爱好者的欢迎。     

王夫之《楚辞通释》的版本和标点刍议——《楚辞通释》校点后记

<正> 一王夫之《楚辞通释》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问世以后,至今近三百年了.在这近三百年中,前后辗转刊刻的版本共有八个:(一)清康熙四十八年王敔湘西草堂初刻本(以下简称康熙本)。(二)清康熙年间王敔湘西草堂递修本(以下简称草堂本),属《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之一。(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俞焜补刻本(以下简称学署本),属《船山子集遗书五种》本之一。(四)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南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以下简称金陵本),属《船山遗书》集部。(五)清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增补递修刻本(以下简称递修本),属《船     

中华点校本《明史·河渠志》释疑六则

一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0页称:永乐九年“浚江阴青陽河道”。查王鸿绪《明史稿》(以下简称《明史稿》)志28《河渠》6,其相应处所记,与之完全相同。可见《明史》此处文字乃因自《明史稿》。但查《明太宗实录》卷118第1页上永乐九年八月甲午     

《古文孝经孔传》在隋代出现的历史契机——以刘炫《孝经述议》为中心

今传《古文孝经孔传》出现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南北一统使《孝经》学打破了南北学和今古文的界限,走向折衷化;《孔传》对《管子》的征引,与隋文帝以《孝经》治天下的政治手段暗合,体现出《孝经》学的法家化;《孔传》将经文之"毁伤"特指为"刑伤",则契合了隋代以佛教立国的社会思潮,有宗教化的意味。《孔传》之真伪及成书年代虽仍不能确定,但通过刘炫疏解此传的《孝经述议》,可以探索《孔传》与隋代政治及学术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