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视野下的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分歧与协调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一项国家习惯法,在实践中当今世界各国有绝对主权豁免和限制主权豁免两种做法。刚果(金)案是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首次受理的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该案引发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探讨。中国政府在司法实践和外交实践中一向坚持国家主权绝对豁免主义,即使在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后,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或必然放弃绝对豁免而转向限制豁免。香港回归前在主权豁免方面适用英国《国家豁免权法令》,采用限制豁免的主张;回归后,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制定法缺位,香港自由判例法中不存在合适的"先例"可被遵循,原英国判例也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律拘束力。在此情形下,香港法院没有必要也没有充分的法律理由采用限制豁免的做法。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外交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法院间的关系。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和中央政府在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的分歧,还是需要尽快出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     

涉外雇用合同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探讨

有关涉外雇用合同的案件往往涉及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在此类案件中,如何确定被告国是否享有豁免权,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区别"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行为",来确定外国国家签订雇用合同是一种私法行为还是主权行为;对"主权性质"的行为给予豁免,而对"私法性质"的行为则不豁免.<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并未作此区分,而是在列举了一系列例外情形的同时,规定了比较宽松的管辖条件:无论雇用合同全部还是部分在法院地国领土内履行,也无论是已经履行完毕还是即将履行,法院都有管辖权.我国在有关涉外雇用合同的诉讼中,应该依据联合国公约的规定.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     

国际法上的个人诉愿制度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个人诉愿制度已为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人权条约所确认,个人已成为人权领域的国际法主体.基于对人权充分保护的考量,应当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扩大<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适用范围,全面限制人权领域的国家豁免权,重新配置关于人权诉讼的管辖权.     

论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

本文以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阐述了与国家豁免有关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外国侵权行为与法院地国之间的领土联系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以及在征收中如何适用国家豁免,结论是:外国国家在法院地国境内的行为造成了人身伤害时,不论其行为的性质是“主权”的还是“商业”的,该法院地国的属地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但是,这一管辖权是以严格的管辖联系为前提的,如果不顾此类行为的性质,对发生在外国境内的类似行为实施域外管辖就构成了对外国国家本身管辖权的干涉。     

试析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豁免问题

主权财富基金因为其特殊的国家背景而备受注目。依据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同组织架构下的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待遇各不相同。因此,管辖豁免的问题也应该成为中国新成立的国家财富基金考虑其组织架构的因素之一。     

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国际经济法定义为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那么,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便应具有三重身份:第一,当国家之间进行具有经济内容的交往时,各国都是平等的主权者;除非存在国际法强行规范,每个国家只接受自己所作的允诺的约束;第二,当一国依据其公法上的权限对跨国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国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权者,对方是被管辖者;国家可以单方面确定与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要接受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约束;第三,当国家以自己的名义依据私法原则与外国人(包括个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经济交往时,国家大体上同对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一国可以通过坚持绝对主权豁免原则排除外国法甚至国际法对其与对方当事人的契约关系的支配,但却不能单方解除其依契约准据法而向对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依据国际法而应向对方属国所承担的义务.     

论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规则

个人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是国际法的一个古老原则，也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这一原则。个人代表国家实施的行为不受国际和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国际法越来越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任何人犯有国际罪行都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传统国际法中的管辖豁免原则从而发生了新的改变。     

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

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是构建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法律机制的逻辑起点.而要科学界定金融消费者,必须首先明确金融消费交易相对于普通消费交易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金融消费者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在交易地位方面的特殊性,同时还有必要对消费者法律界定的通说和实践进行检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此,应该确认法人和其他组织(金融企业法人与专业性的投资机构除外)的金融消费者地位,同时也不应再区分所谓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网络环境下消费合同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问题

对网络消费合同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问题 ,尚没有明确的国际立法规定。由于网络环境并没有改变消费者保护的社会经济基础 ,因此 ,在对网络消费合同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规制时仍应遵循使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得到与现实交易环境同等、有效的保护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 ,现行的有关跨境消费合同的管辖与法律适用的法律原则仍应适用于网络环境     

中国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的实践及立场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问题,不同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分歧较大。随着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的立场体现了从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的发展趋势。     

论海上国际犯罪的船旗国管辖原则

目前学术界关于对船舶上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根据,主要有属地原则、属人原则、登记国管辖原则、专属管辖原则等观点。这些观点不但存在理论错误,与实践不相符合,而且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矛盾。船旗国管辖原则是解决此类犯罪管辖权根据的唯一正确选择。公海普遍管辖原则是船旗国管辖原则的补充。我国《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相关条款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矛盾,应当加以完善。     

侵犯法人名誉权与商业诽谤行为辨析——以公共利益为视角

名誉和商誉在主体、评价内容、财产属性等方面均不相同,法人名誉权与商业诽谤制度在保护客体、法律属性、法律功能、侵权主体、侵权方式等方面也不相同。侵犯法人名誉权案件往往涉及公共利益,而商业诽谤案件不涉及公共利益,很多国家都在法律制度上将二者予以区别对待。我国在学术理论和法律制度上未对二者进行很好的区分,应当从区别适用归责原则、区别适用公共利益抗辩、区别适用真实性抗辩、承担不同赔偿责任四个方面对法人名誉权制度与商业诽谤制度加以完善。     

论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性质之争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内国法院享有相应的特权与豁免。与国家主权豁免不同,国际组织豁免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职能必要理论。关于国际组织豁免的性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国际组织的豁免是绝对豁免,但也有观点认为应当顺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国际组织的豁免与国家豁免一样,同属于限制豁免。     

国际刑法视域中的海盗罪

海盗罪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强行法的犯罪.在世界历史上,海盗的兴衰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很多西方学者对海盗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惩治海盗犯罪,国际社会制定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逐步确立了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原则,明确了相关的国家义务和国际合作途径,也规定了海盗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论交易习惯

我国<合同法>中明确承认了交易习惯作为一种补充法源存在,对交易习惯概念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其法律适应.交易习惯的意义,大陆法系上有"习惯说"与"习惯法说"之争,我国<合同法>上的交易习惯兼指习惯与习惯法,适用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合同漏洞的弥补、规范合同行为.交易习惯在法律适用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法律的日益明确而减小,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交易习惯的地位,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单位犯罪主体认定的实质化及其法理探讨

法人是商品经济社会中一个具体实在的组织体,具有不同于组成法人的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单位有其自身的整体意志和行为,判断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关键看犯罪行为体现的是单位的整体意志还是自然人的个人意志。在单位犯罪的认定中,对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该进行实质化审查判断,对于滥用法人人格独立原则以规避法律的,要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对法人人格予以否认,追究其背后的自然人或其他单位的刑事责任。     

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之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犯罪是目前各国关注的重点,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刑法》中有较多内容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协调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今后应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体例、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方面予以完善,如设立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在《刑法》中增加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影响力交易犯罪、法人犯罪等,使许诺给予、提议给予与实际给予在刑法上受到同一评价等.     

意思表示理论对法人本质学说的检验——以法人受胁迫为例

法人意思的表现形式为法人的决议,包括社团大会的决议和董事会的决议.法人意思的形成与表达以其成员的自然人意思为基础,效力必然受自然人意思状态的影响.对法人受胁迫予以考察的结果表明:胁迫是施加于表意人的,而胁迫又只能对有心理活动的自然人起作用,因此法人只能是自然人意思表示的承受者,不可能成为表意人.法人机关是自然人的集合,它与机关成员个体均可作表意人,其地位为法人的法定代理人,依照代理人的意思归属与知情归属原则其行为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本质拟制说即揭示了法人行为的现实,又保全了传统民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实在说不仅欠缺逻辑的自洽性,更脱离了法人制度运作的实际.现行立法受法人本质实在说和表示主义影响,未将法人成员意思表示瑕疵作为法人决议瑕疵的影响因素,故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试论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殊性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存在范围,也不存在法律或章程对其进行限制的问题。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殊性实指其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相比所具有的特点,而从民事主体资格这一角度来看,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则没有特殊性。     

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黄肇炯，刘全胜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作为国际民事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当代国际法中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涉及国际公法，也涉及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已引起各国国际法学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家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