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饮酒: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

描述了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中国青少年饮酒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使用文化人类学中的定量方法对三个已知可预测行为的心理学变量进行初步的小样本研究.这三个心理学变量是:青少年对饮酒行为后果的期望(饮酒期望),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持的观点(文化取向),以及青少年在处理饮酒压力方面所表现的信心(自我效能).定性研究所获得的资料被用来设计问卷,测量饮酒期望,文化取向和自我效能.定量数据的调查在大样本青少年人群中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这些问卷能够发现饮酒者和不饮酒者在饮酒期望、文化取向、自我效能方面的差别.对于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将为政策的制订和健康教育项目的设计指明方向,降低青少年的饮酒风险.     

饮酒与扶贫

饮酒与扶贫,风马牛互不相干,怎么会扯到一起来了呢? 其实在生活中,两者还是有瓜葛的。酿酒与饮酒,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起码已有五千年的历史。汉文古籍《素问》、《战国策》和《诗经》中,就有关于酒的著述。人们相处交往,不论客来宾至浅酌畅饮,或是年节喜庆日子举杯同贺,都是人之常情。适当饮酒,不仅能增加欢乐情趣,还可怡养天年。但是,饮酒要有度。人们往往因为豪饮无度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关于回族报道的研究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自创办起就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团结抗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华日报》对广大国统区回族民众的爱国行为展开积极报道,称赞回族同胞参与抗战救国的行为,还对陕甘宁边区的回族民众进行了报道,展现了边区回族的崭新风貌。通过研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回族的报道,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回族的抗战贡献以及中共中央为维护全民族抗战所作的不懈努力。     

试论魏晋风度——以《兰亭集》为中心

《兰亭集序》凭借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兰亭集》中的诗文及雅集集中体现了王羲之时代由魏晋玄风所引导的魏晋风度,名士借上巳修禊的习俗在兰亭雅集,而雅集中所创的诗文无不流露出名士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同时,士人又浸于服食与饮酒之中,因寄所托,将服食与饮酒作为追求玄冥的途径,留连山水的媒介。最终形成了东晋名士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之"气",及以追求"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     

新疆哈萨克族生活方式与健康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新疆16岁以上的哈萨克族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对其中影响健康的诸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饮食结构不尽合理,吸烟、饮酒人员比例较高;体育活动参加者的比例为44.31%,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比例仅为14.90%;《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宣传力度不够。     

试论魏晋风度—以《兰亭集》为中心

《兰亭集序》凭借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兰亭集》中的诗文及雅集集中体现了王羲之时代由魏晋玄风所引导的魏晋风度,名士借上巳修禊的习俗在兰亭雅集,而雅集中所创的诗文无不流露出名士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同时,士人又浸于服食与饮酒之中,因寄所托,将服食与饮酒作为追求玄冥的途径,留连山水的媒介.最终形成了东晋名士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之“气”,及以追求“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     

“桃花源与武陵蛮”文化解读之三——淘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生活及思想基础

任何成功的文艺作品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一味胡编乱造、虚构的作品，不可能有其长久的生命力。《桃花源记》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究其源，皆因其植根于现实生活——《桃花源记》绝非虚构。后人把陶诗归为三大类：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这些诗全系诗人有感而发的作品。《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桃花源诗并记》应归为田园诗。不同的是，其余田园诗皆是陶渊明亲历田园生活感怀之作，而《桃花源诗》则是记叙武陵渔所见所闻的田园诗。     

从《水浒传》看宋代的酒肆文化

文章借助《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中对酒肆文化的表现,即酒肆是造反的空间、杀人掠货的空间、彰显神武的空间、结拜聚义的空间等,是诗人排解愤懑的空间、词人消散忧愁的空间,通过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宋代酒肆文化的特点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宋代饮酒之风兴盛,具体表现为酒肆数量多,美酒种类多,饮酒的全民参与性。酒具有特殊功能,即社交媒介的功能和激发人的才能超常发挥的功能。这些特点,使英雄造反的勇气、杀人掠货的胆魄、英雄的神勇、英雄聚义结拜的豪情、诗人的愤懑、词人的忧愁成为宋代酒肆重要的文化属性。     

论陶渊明诗文创作对文学“自娱”功能的回归

文学"自娱"功能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特性。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五柳先生"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酣觞赋诗,以乐其志",言其赋诗著文与饮酒相同,而不是为了"荣利""得失"。这种说法虽非首创,但仍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桃花源与武陵蛮”文化解读之三 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生活及思想基础

任何成功的文艺作品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一味胡编乱造、虚构的作品,不可能有其长久的生命力《。桃花源记》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究其源,皆因其植根于现实生活——《桃花源记》绝非虚构。后人把陶诗归为三大类: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这些诗全系诗人有感而发的作品《。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桃花源诗并记》应归为田园诗。不同的是,其余田园诗皆是陶渊明亲历田园生活感怀之作,而《桃花源诗》则是记叙武陵渔所见所闻的田园诗。诗中的桃花源在哪里?序中已有交代:1、诗中记载的是“东晋”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年间的事。…     

论莫斯《礼物》中的交换关系

莫斯的《礼物》是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通过对古式社会中的礼物交换行为进行了解读,揭示了赠礼行为与回馈并未是完全自愿的,是义务性行为,根源在于赠礼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这是基于古式社会中人与物之间是相互混融的观念,由此批判了当代人与物之间的割裂关系,对于理解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话饮酒

您要是有机会到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去作客,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将会双手举杯给您敬献马奶酒。那甘美、甜润、动听的《酒歌》,也随着醇香的美酒,沁人心肺。每逢欢庆佳节,红白喜事,酒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佳品,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饮酒的习惯。亲朋好友欢聚,举盏碰杯,以助豪兴,叙旧抒情,祝愿共勉,可为生活增添不少情趣。然而,饮酒不可无节制,不可借“酒逢知己千杯少”、“舍命陪君子”而喝得酩酊     

蒙古人饮酒习气与民族身心危害关系探源

以过度饮酒来判断当今蒙古族聚居区滞后的各种原因,这是对蒙古族滞后进行探讨的新视点.酒不仅对蒙古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由此衍生出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对蒙古族的未来也造成令人担忧的影响.以多种饮酒方式为鲜活例子,公示蒙古人中间饮酒风气的盛行状况,试图从遗传学、医学和社会伦理学等各种学科以及国内外禁酒、戒酒的诸多事例来解析因酒所造成的种种危害;从纵向视角对蒙古人饮酒历史脉络简单回顾的同时,将它同分裂、喇嘛教一起列为致使蒙古族衰落和滞后的三大原因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6条“通谋”司法解释之我见

司法解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56条"通谋"的理解有自相矛盾之嫌,一方面将"通谋"扩大解释为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另一方面认为"通谋"包括"明知"和"多次帮助"的情形,从而将没有意思联络即没有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帮助行为包括进来。司法解释对"通谋"的解释结论实际上是一种司法拟制,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从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司法解释的结论也不妥当,因为只有不适当地增大了法益侵害危险的中立帮助行为才能以共同犯罪论处。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与古希腊《荷马史诗》英雄形象比较——以江格尔与阿基琉斯为例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在英雄形象的描绘上,显示出相似的塑造模式及人生理想。江格尔和阿基琉斯身上表现出的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在超凡离俗的神圣色彩下,呈现着普通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史诗描绘了英雄身份解构与重建的过程,要求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与反思,突出英雄的重要性。两部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东西方民族在社会观念、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相似和差异,从而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兵家名言》英译研究

《兵家名言》精选了国内八十余种兵书及典籍中的三百余条兵家名言,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译内”和“译外”两个维度对《兵家名言》英译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苏氏英译本偏向于“求真-务实”连续统的综合运用,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也关注译文的可接受性;这一翻译现象的出现受社会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三方面的共同影响。     

论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以酒俗和饮酒诗为核心

文章考察了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情况,发现只有西域酒俗对唐诗尤其是唐饮酒诗影响最大。西域酒俗具有迷恋性、狂欢性、自由性三个特点,这在李白以及其他唐人大量的饮酒诗中都有突出表现。     

神往晋升为“人民的人”——读那木吉乐舍旺教授“下府访问录”记

尹湛纳希,著名蒙古族小说家。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成吉思汗第28代孙,对蒙、汉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擅长丹青,终生未仕。曾披沥心血历经20年撰写其父未竞遗著《青史演义》;又创作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红运泪》（未完成）,以及杂文、诗歌等;并将《红楼梦》和《中庸》译成蒙文（已散佚）。《一层楼》学习《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题材;《泣红亭》为其姊妹篇。近年来,尹湛纳希的作品受到国际蒙古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研究。 “他用充满良知的双眸检验一举一动,要使自己的行为成为衡量人的标准。”——摘自美国诗人马卡姆之作《林肯,人民的人》,并代作题记。     

《新华日报》有关藏族抗战的报道及其研究

在抗战烽火中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行的唯一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文章通过聚焦《新华日报》对藏族同胞抗日救国行为的4 4篇报道,深入探析其具体内容及特点,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所作的不懈努力。《新华日报》对藏族同胞抗战救国行动的积极报道,无疑在抗战时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藏族僧俗民众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通过研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藏族抗战的报道,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藏族人民的抗战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92号《分别讲说人的行止》之研究

文章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92号《分别讲说人的行止》部分进行了转录和翻译,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文献的内涵,认为其中讲述了为人处世及行为取舍方面的是非标准,提出了君臣、主仆、夫妻、父子、朋友之间的行为规范,属于伦理类文献。该文献核心思想是将人的行为,总的分为善恶或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或善的是道德行为,反之则是非道德行为。其中多有中原伦理文化的因素,而且儒佛相融,应是属于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