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     

汉武帝“乃立乐府”考

乐府在秦代主要职责是制造和管理乐器,掌管俗乐。汉代初期仍设有乐府机构,至文、景之际曾被罢黜,至汉武帝时重立乐府。汉武帝"乃立乐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这一曾经被废除的音乐机构,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其职权范围,提高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集乐器制作与管理、俗乐采集与整理、百戏改编与排演、郊祀以及其他娱乐场合的歌舞演出等为一体的专职音乐机构。     

汉乐府"采诗"说再认识

关于汉乐府是否"采诗",学术史上存在过争论.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尽管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采诗人员,但是当时乐府"采诗夜诵"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保障,并对东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西汉乐府的"采诗夜诵"继承了先秦以来观乐省风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在东汉得以继承与发扬.正因如此,汉代乐府民歌才能较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形成了统一的艺术精神及艺术风格而影响于后世.     

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

汉武帝何时立乐府是中国乐府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经考证,汉武帝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间已赋予乐府搜集管理地方乐舞的职能,并组织专人为郊祀典礼制作乐歌,其立乐府的时间,应在元光二年前。     

西宁厅沿革考论

本文经过考证认为,清初文献中记载的西宁厅确曾存在,是西宁监收厅的简称,始设于明末,清初裁革卫所的过程中开始管辖西宁卫及碾伯所,成为介于道与卫之间的一级准行政区划,并于雍正二年正式改置为西宁府。西宁厅在清初河湟地区行政建置由卫所向府县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西北实土卫所地区厅制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

汉代的乐府艺术是一个以娱乐为基本功能的俗乐艺术系统。从音乐史角度来看,汉乐府是战国至秦汉雅乐衰微、俗乐逐渐发展的产物。本文尽量联系音乐史的发展规律,从音乐的娱乐本质着眼来研究从周乐到汉乐的雅俗变化问题。文章主要分三部分一、周乐完成体系后俗乐的继续发展造成战国音乐的雅俗冲突;二、雅乐在汉代衰微的音乐本身的原因,汉代祭祀、典礼之乐的雅俗性质问题,雅乐在汉代的保留情况;三、汉乐府俗乐艺术的构成及其综合性娱乐艺术的性质。     

汉代边防职官循行之制考论

两汉政府在边郡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边防体系,边防职官循行视察边塞防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派往边郡循行的有中央以及地方的各级职官。对于循行官员的行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其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循行的内容与屯戍相关,包括了兵器折损情况、守御器及烽火器具是否完备、燧卒对于烽火品约的熟习程度、燧卒在岗以及核实日迹情况,等等,循行制度保证了边防体系得以正常运作。     

论先秦时期的采诗与采乐制度

乐官要制作出感人的音乐,就必须寻找到人间的天籁之音.早期音乐本是全民性、典礼性、宗教性的古乐,乐官们依神自重,地位崇高,对于各种音乐演奏的方式特别注意学习,这属于采乐时期.西周中期以后,统治者成为仪式的旁观者,在旁边听别人唱歌奏乐,看别人进退俯仰.这种音乐欣赏习惯的变化导致采乐向采诗变化.特别是周厉王、幽王时代刺诗大量产生,采诗成为政治制度,从诗歌中了解民众意志成为统治阶级观风的主要任务.     

《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的经典确认

李白是公认的乐府大家及古乐府集大成者.这一经典地位的确立与<乐府诗集>有重要关系.此书对李白乐府收录全备、界定精确;着重发掘其古典特色,并在乐府诗史的高度上加以肯定,确立了其作为"古典代表、盛唐大家"的地位,在李白乐府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系统考察此书对李白乐府的著录及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李白乐府的经典化过程,并进而考察乐府诗史的源流演变.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浅析汉乐府民歌的女性人物

本文对汉乐府民歌中女性人物的类型、特征等加以论析。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成为研究个案

中国民歌如按流行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乡土民歌(乡村)与时调小曲(城镇)两大类,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渊源关系。但如要从乡土民歌中划分出时调小曲,做出畛域分明的区分界定,又颇为困难。从明清之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歌》(乡土民歌)演变为《凤阳花鼓曲》(时调小曲),最后形成《花鼓戏》(戏曲)的生成过程,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时调小曲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形。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