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晚清以还,西法引入加剧了法律现代化与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法已经废除的刑事和解在民国基层司法中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泉司法档案中反映出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而检察官刑事和解分为检察官主持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模式。它对当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     

中国模式语境下的法律译介研究——基于中国文化外译的视角

在传统研究视域下,法律译介尚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学科视角不明等问题。法律译介具有不同于法律翻译的、以文化外译为问题指向的研究特征。中国模式语境的初创为法律译介研究基于语言、文化和传播的跨学科视角解读提供了可能。法律译介当以"传承古今、融贯中西"为综观指导,以中国优秀法文化为核心译介内容,打造多元化译介主体、立体化译介渠道,实现可控化译介效果。同时,要在文化手段的干预下,建构起"知之、同之、适切、取效"的创新型译语体系,最终形成横向传播机制与纵向话语机制的合力,实现文化互通、成就国际交往。     

梁漱溟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

梁漱溟的法律思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早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用西法”;中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不能用西法”;晚期法律思想则认为“法制与民主的前途必在中国逐步展开”。其早期法律思想是其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中期法律思想与晚期法律思想,则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中期侧重人的因素,晚期侧重法的因素。     

晚清“湖北译书局”的译介活动

“湖北译书局”是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在湖北所设,以译介西书、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文章以“湖北译书局”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开展“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指出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以期推进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还原晚清湖北区域翻译历史活动的全貌,为我国地方翻译断代史学研究奠定基础.     

柏拉图《法律篇》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的对话体的古希腊文作品,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被翻译成法、德、希腊、拉丁、英等多种语言文字,促进了人们对柏拉图法律思想的译介与传播。在我国《法律篇》的译介经历了由英译本转译到由希腊文直接翻译,由节译本到全译本,由介绍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法律与文艺的关系到全面译介柏拉图的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法律篇》中译本的影响也从文艺界逐渐到哲学法律领域,成为人们了解希腊思想史的重要著作,构成了我国法理学和法史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译介活动及其对语言变革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在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形成了两次高潮,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思想观念引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本文探讨了译介活动发生时中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两次译介高潮的发展特征和对语言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沈家本冈田朝太郎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接受中华法系文化教育的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由中学中法向西学西法转型过程中,与受大陆法系文化熏陶的日本近代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的法律思想相比,二人的许多主张相同又相异,并且其主张各自影响着本国的立法。如关于司法责任的归属问题,沈家本主张重在追究法官责任,而冈田则主张追究国家责任;同时沈家本倡导大清法律改革,主张吸收西学西法的主权理论和法律平等思想。在死刑唯一和法权统一的法学主张上接受冈田朝太郎的一些有益见解,赞同仅用绞刑,主张收回治外法权与反对法权扩张。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晚清文学译介中的“启蒙”义理

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注定"启蒙"在西方可以是历时数百年的思想演进现象,而在晚清乃至民国,变成一场由弃绝传统仕途的知识分子根据自身对欧美模糊的经验和理解发起的"运动"。将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译介纳入开启民智的维新命题,实际上是在感性领域配合改造国民性这一时代基调。然而,晚清文学译介并无哲学义理层面的思辨和反思,更是过于以改造社会为先声,必然导致晚清文学思想资源引入,难以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     

桐城派古文主张对《天演论》译介的影响

作为晚清时期系统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人,严复译介的著作备受关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其译作采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手法有简要的阐述,但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天演论》译本为例,论述桐城派古文主张在严复译介中的应用及具体的实施过程,揭示严复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今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     

洪仁玕“新政”近代元素的渊源?--从“三十年后说康梁”说起

明清之际,西学渐次东渐。由于中国统治阶层对此漠然处之,因此对于当时之中国影响不大。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的事实惊醒了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学,建议将其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厥功至伟,洪仁玕作为一位基督教的虔诚信仰者,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与西方同行相同的作用,并集中体现于其与西学有深刻渊源之著述———《资政新篇》。     

晚清华商“洋化”现象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西商东渐,华商的“洋化”现象开始成为沿海各埠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华商“洋化”主要有两种行为表征,其一是挂洋旗,冒洋行;其二是改洋籍,充洋人。华商“洋化”,或为倚洋势,或为沾洋利,其动机各异,但却对当时的法律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涉外纠纷和诉讼的扩大化。而晚清政府为控制和预防华商改籍所采取的相关策略,又对中国首部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变法以图自强的法律观——论王韬的法律思想

王韬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法律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的儒家文明;二是来自西方思想的滋养。他的法律思想围绕着自强的目的,在宪法观、改革繁琐的律例、国际法观以及改革刑法及诉讼法方面都有创新。作为“亦新亦旧”的沿海知识分子的典型,王韬的法律思想也呈现出新与旧相互冲突的特点。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国际法观念与近代中国法律改制

清朝统治者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史实使国人尝到了对己“不平等”的苦头,于是,传统的以“刑”为轴线的法体制、法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型。由此现之,虽然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地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法律改革的思维逻辑试析

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了清末十年的修律活动,在修律实践中形成了可贵的法学思想,强调法律是达到政治清明的途径,并在修律过程中贯彻了仁政思想.他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理论,深入检讨中国固有法律体系,会通中西,贯通古今,以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历史实践为资源进行学理研究,从事法律改革,形成了修律实践的方法论,建立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思想逻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借鉴之处,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财富.     

论近代湖南西学流布的时差与路径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起始期,湖南与东南部省区比较,其引进西方文化的时间要晚近200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湖南西学依然呈现滞后状况;清末民初,湖南赶上了以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改革社会的政治学为输入重点的西学传播潮流。西学在湖南的流布特点制约着湖南近代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