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蒙元史学者爱尔森

托玛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是美国年轻的蒙元史学家。十多年来,他写出了一系列蒙元政治史方而的论著,引起了国际蒙元史学界的注意,被美国勘萨斯大学教授约翰·达尔德斯称为“一颗正在升起的星”。 1979年,爱尔森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通过题为《蒙古帝国主义的政治:蒙哥汗朝的中央集权和人才动员》的论文答辨,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特兰顿州立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爱尔森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对蒙古帝国时期政治史的研究。他熟谙西方文字,并能利用     

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传入及消亡原因初探

也里可温，是元朝对传入中国基督教的一种称呼。本文从基督教在蒙元帝国时期的传入，剖析基督教景教与天主教两个不同派别，先后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再次传入、发展与销声匿迹的历程，探讨基督教为什么会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亡，以及在中国难以立足的原因。     

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贡献

契丹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发挥了聪明才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大辽帝国统治北中国达二百多年,1234年,辽被金灭后,契丹人仍活跃于历史舞台,尤其在蒙元时期,他们又对蒙古统一全国和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略论蒙元与高丽的关系

蒙元与高丽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特点：以战争为主的前期，就蒙古来看，倾兵以加，却久战不下，在蒙古对外征服史上，成为唯一特例；就高丽而言，对蒙古军队的进攻，却“抗”而不“战”；军队间交战时有发生，高丽王却时时与蒙古通款求曲。随着大元帝国的建立，蒙元关系随着宗藩关系的确立进入了和平时期；高丽的宗庙社稷得以保存，其王自柄刑赏，财赋自理，元廷只以达鲁花赤驻其地行督察之职，由是，形成了蒙元与其征服对象间特有的“万国独一”之特殊性。而蒙元与高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罟罟冠形制考

蒙古族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曾于 13世纪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人服饰 ,其发展和变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罟罟冠”是蒙元时期蒙古人服饰的典型代表 ,成为贵妇们的普通帽冠。罟罟冠的形制随地区不同而异 ,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别。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

耶律楚材是蒙元之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促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主张以儒治国,革除旧法之弊端,为蒙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赋税制度;建立＂王户丝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驿站制度和＂任用文臣的常制＂;废除＂屠城＂旧制。耶律楚材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大力倡导儒学,极力向蒙古统治者推荐儒士,保护众多的人才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使武力极盛的蒙古帝国大收文治之效。可以说耶律楚材是蒙元帝国封建制的伟大设计师,也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杰出舵手。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贡女制度是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双方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高丽王国向蒙元帝国献纳本国女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兼有通婚和役使双重作用的政治、社会宗属制度。在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长达 1 30多年的交往中 ,贡女制度大体上经历了初始、形成与鼎盛、转折与禁绝三个发展阶段 ,对蒙元帝国和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以及民间交往 ,均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二)

四、马可·波罗及其遗产我们知道,上述意大利人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能有效地将担任经常性的官职或完成蒙古统治者交给的某些任务同他们在蒙古封地的商业活动结合起来,这自然便扩大了向西方提供信息的渠道。但是,这类信息在多数场合下受到一定的限制,内容多半只涉及蒙古大帝国外围地区——旭烈兀王朝、术赤王朝等国的状况。只有威尼斯商业世家波罗家族后裔、有名的商人兼旅游家马可·波罗才有幸为欧洲和全世界提供了有关整个蒙古帝国特别是元代(1271     

试论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元朝以前蒙古先民信仰萨满教,在萨满教的氛围中确认了“阿民”（生命）概念和形成了朴素的“天父地母”的思想,产生了原始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到元朝时期,建立了蒙古帝国,采用四季轮牧方式,在大汗分封制下初步形成了草场制度管理体系,蒙古族的原始生态意识逐步向大生态观和生态化的实践观的方向发展演化,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成为古代蒙古人约定俗成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自蒙元时代开始直至清代的历代蒙古族统治者,他们在继承古代蒙古族“约孙”（习惯法）的基础上,不断的对其增补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进一步的扩充,使环境保护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习俗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

察罕一族在蒙元时代是一个较为显贵的唐兀人家族[1]。其可考人物共有六世,始祖曲也怯律之后,可以分为曲也怯祖和察罕两大支系。曲也怯祖一脉可以看做入仕蒙元的土著唐兀文士代表,察罕一脉可以看做蒙古化了的唐兀武将代表。婚姻关系是他们融入新环境的主要动力。     

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方贸易

1200年到1400年,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开创了近两个世纪的“蒙古和平”。尽管不少学者对和平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单纯从物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蒙古帝国始终是和平的。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东西方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贸易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欧亚各地的商业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商业城市高度繁盛,商贸路线开放畅通,商人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虽然,蒙古人之间的不和与冲突对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从大环境来看还是利大于弊,至少相较蒙古帝国之前有了很大改善。     

蒙元与弘吉剌、斡亦剌、亦乞列思部联姻简表

蒙元时期的联姻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蒙元皇室与国外高丽的联姻,以此结成并巩固藩属关系;二是蒙元皇室与国内蒙古外族高昌、汪古、西藏萨迦款氏、云南大理段氏的联姻,以此结成并巩固内属关系;三是蒙元与西夏、金的联姻,以此显示自己的胜利与强盛;四是蒙元皇室与弘吉刺部、斡亦刺部及亦乞列思部等同属蒙古系统但无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的联姻。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和亲史和政治婚姻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中国古代政治婚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第一,从联姻的次数来看,蒙元时期的联姻至少有136次,比两汉、隋唐时期的和亲次数高出几倍,约为清代的1.76倍;第二,从联姻的对象来看,蒙元时期的联姻与唐朝比较相近;从联姻的地域来看,与唐朝、辽朝的和亲比较相近;第三,从联姻的成效来看,蒙元的联姻对象都在协助蒙元东征西讨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第四,蒙元时期的联姻对清代联姻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动机、特点等方面几乎与蒙元时期的联姻一脉相承;第五,将世代联姻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第六,亲上加亲的特点非常突出。     

蒙元的金银开采与管理政策演变

从蒙古灭金前后、统一中国北方以及入主中原这三个时间段对元朝金银矿冶的分布与开采进行了时段性研究以及区域性的探讨;蒙古灭金前的金银开采,以开采统治下的西夏与花剌子模等地区的金银矿藏为主,而灭金后则旨在恢复和继承金朝的金银矿产资源;1234年至1278年前后,蒙元帝国在统治的下中原汉地初步建立了金银矿冶管理制度,恢复开采疆域内的金银矿藏,然而此时蒙元的金银开采仍主要依靠云南地区;元统一中国后,统一政权的建立使得国家完善了对中国南北方疆域内金银矿冶的恢复、开发与徵课,并使元朝的金银开采基本上恢复了前朝的水平。     

浅谈蒙元时期蒙古族的几位诗人

蒙元时期出现了几位蒙古族诗人,其一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们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由于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活的训练,他们善于鼓动将士,出口成章,时露华采。其二是作为统一中原作出巨大贡献的伯颜丞相。他除了政治家、军事家外,也是为人称道的诗人。其三是以侍讲学士而著名的童童。从这些人的诗作可以看出蒙汉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交流。     

凉州会谈与蒙藏关系的奠基

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驻守西凉的汗王阔端汗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双方商定了吐蕃全境归属蒙古统治的具体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从此,蒙古汗国在吐蕃派官设治,奠定了西藏归于蒙元帝国统治的基础.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在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比较中被建构,折射了西方人对本国现实的忧虑与不满,填充了他们对东方香格里拉的欲望。他们用西方工业文明和基督教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成都,既进步、开明又落后、保守的成都形象悖论是交织着真实与想象的镜像,是西方想象地图上的城市符号和表征帝国权力的场域。     

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

蒙古西征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复苏并拓宽了丝绸之路,循着丝路,东西方人民频繁往来,促进了东西方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公元1275或1276年两人为朝拜耶路撒冷历尽艰险,后滞留于伊利汗国。1281年马可被选为景教第58任教务大总管;扫马于1287—1288年作为阿鲁浑王的使节,出使了欧洲。他们的《传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对他们身世、西行活动及《传记》的考察和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