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理解、理解与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

从哲学阐释学前理解与理解的角度分析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从前有、前见、前结构及译中理解的发生考察了不同译者在有差异的前理解与理解中出现的阐释度偏差。研究表明,前理解与理解会对文学翻译的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构成选择性制约,而因为译者乃特定的历史"此在",前理解相较于理解对译文的风格形成影响更大,译者会在前理解的制约下表现出极具个性特色的选择取向。     

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也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这些在《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名著重译正是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证明。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下的译者主体性——《雾都孤儿》四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使译者主体研究更加深入。《雾都孤儿》是世界经典名著,林纾译本,荣如德译本,蒋天佐译本,龙冰译本这四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都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主体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比四译本,得出译本的千差万别源于译者主体对原著自身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应该综合考虑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慎重评价译本质量的高低。     

阐释行为的生成:上古人类的感知路径与思想形态

《周易·系辞》蕴含阐释行为的生成暗码。阐释行为植根于感性直观活动,想象以神话形式表达上古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以观看行为为起点,形成选取、合并、分类、确证等思想,进入到符号化、抽象化、范畴化、理论化阶段,反映圆形思维模式。由言语、语言到文字,最后出现专门的阐释行为主体,标识着阐释学的正式诞生。历史研究与观念结构分析相结合,是揭示上古文明奥秘的一把钥匙。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阐释学视阈下的汉语古籍英译

从汉字“心”在古籍中的英译入手,分析阐释学视角下的古籍英译问题,该视角在古籍英译中有一定应用性。古籍年代久远,从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的角度讨论阐释在古籍英译中的必要性;从阐释四步骤（信赖,侵入,吸收,补偿）的角度分析阐释翻译古籍的可能性与优越性。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红楼梦》译文中几个具体例证显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均起相应的主体作用.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论阐释学理论中的阐释者主体意识

本文从梳理鲁迅的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分析其阐释学理论中的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和操控手段等,指出鲁迅的阐释学理论与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阐释者操控意识,无论是“意译”策略中的改译、删译还是“直译”或“硬译”观关照下的“欧化”阐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蕴含其中,以达到其借阐释改造国人思想、语言和文化的目的.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阐释学在中医典籍英译的应用研究

翻译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阐释的过程,中医典籍英译也需要解释.本文采用西方哲学理论中的阐释学观点,对比分析《黄帝内经·素问》的Veith译本和李照国译本,探讨阐释学对中医典籍英译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网络热词零翻译现象的阐释学视角

网络热词是在网络与网络语言的快速发展中形成的，语码混用是其构词的一个常见现象，语码之所以能够混用，是因为零翻译的存在。从阐释学的视角来看，理解的就是翻译的，网络热词零翻译现象的存在应该是建立在对网络热词的应用过程中的共同理解和意义的分有之上的。在此意义上的网络热词的零翻译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方法与技巧，而是一种翻译现象，在翻译实践中可以是一种翻译策略。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从阐释学角度谈翻译——《水浒传》两译本片段析评

本文运用斯坦纳的翻译理论,从“规定性翻译批评”模式角度,对《水浒传》两译本片段进行析评。     

“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西方庄学逍遥游解读

国外对中国典籍的研究,早已经超越了文句释译的阶段,而更多是对典籍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和研究.庄子的<逍遥游>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英语世界对庄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翻译理解阶段,西方学者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阐述了庄子得道之游.从翻译到接受再到阐释,是西方学界对庄学研究的突破,以期为国内的庄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资料.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