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中国农民穷的根本原因是小块土地的兼业化经营.要富裕农民,首先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降到1O%以下,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中解决,更要靠"三农"以外问题的解决来解决,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靠城市城镇的发展.善待农民工是城市为解决"三农"问题应做的贡献.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如何寻找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制度结构优化性使其产生集束效应而不是相互制约,以及制度变迁的前瞻性,对解决"三农"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健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系统工程,"三农"问题还需"三化"互动来解决.农村科技服务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对其动力机理进行详解并提出了建立健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对策.     

建设新农村——解决黑龙江“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正处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既在"三农"之外又在"三农"之中,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依靠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又要依靠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当前,建设新农村不失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黑龙江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可以尝试在建设新农村方面为全国探索出一条新路.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其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能否实现."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关联效应及其改革路径

"三农"问题错综复杂,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逻辑联系.而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则是各种"三农"问题的源头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着重讨论农村社会保障与各种"三农"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构建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并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社会统筹资金的来源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彻底离开土地,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同时要保护好土地,利用好土地;并把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

"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优先发展工业、城市偏向等政策,以及人口快速增长,引发了"三农"问题;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与互动发展的障碍是导致"三农"问题存在的症结;工农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或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三农"理论探析

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为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文章认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使之符合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邓小平"三农"理论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人为本,追寻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一致是邓小平"三农"理论的重要环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当前"三农"的两难矛盾及其解决的基本思路——论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下的农业农场化经营方式的创建

在城镇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老"三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新"三农"问题又以"两难"的矛盾现象表现出来.解决当前"三农"两难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视野下,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二是在农村形成农场化生产方式的问题;三是新村建设问题;四是建立保障城乡资源合理对流的一系列制度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意识——从人性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具有现代性质和意义。这种现代性质正是表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首先，哲学把本体论的范式转为生存论的范式；其次，理论在对人的规定和阐述中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霸权并实现了实践论的转向；同时，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武器”的功能，为个人生存境况的改善提供了一种参考。在批判和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指人本身的问题，为现代性危机中出现的人性危机做出了一种回答，由此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性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意识。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向——重读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以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的解释路向。他们确认:马克思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而属现代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反对把主客体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反对旧哲学和旧本体论,但其本身又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本体论哲学,是一种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这些新的解释路向影响了一大批研究者。     

论学会思考和学会做人统一原则——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基本原则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所进行的讲求方法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目的和现实世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提出和论证了“学会思考和学会做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论原则,以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只学到知识、不能学会思考和做人的失误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在自己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对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的细致考察表明,其间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肯定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客观而科学对待马克思、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论马克思实践观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哲学界开展的实践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超越论”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虽不乏深刻与睿智 ,但也不难看出以往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因为这些观点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传统实践观的基础上 ,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仅仅归结为生产实践 ,而没有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实践观变革的内容 ,没有说明马克思实践观同传统实践观的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实践观 ,是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兼答俞吾金教授

"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俞吾金教授在其《重新理解马克思》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本文通过对其相关论述的分析,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文本依据是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且是带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对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随意描绘。本文还对俞吾金在《学术月刊》2006年4月号《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一文中对本文作者提出的质疑作了回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的前瞻性反思与建设性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认识,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与发展。 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缺陷:在研究内容上,忽视了对哲学观本身的一些深层理论问题的进一步追 究;在研究方法上,往往缺乏哲学自身的论证方式,忽视了从"没有分歧的方面"入手、从上位问题入手、从形式化标准入手、从语 言实践入手来研究讨论,往往只是在同一层次上各自陈述各自的看法,缺乏真正的实质性对话;在研究成果上,还没能实现哲学 观的研究与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在逻辑上的衔接。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曾经 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深刻启示

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而由这三者构成的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在今天,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潮,我们就应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复归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