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特征及成因——基于能力“剥夺—阻断”框架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贫困时长、受剥夺能力与脱贫概率相统一,利用"剥夺—阻断"框架研究多维贫困持续性,并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资料和Logit回归方法得到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的能力分布,同时检验教育缺失代际传递形成持续性贫困的中介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贫困达到二期后,家庭继续贫困的概率显著提高。医疗负担、生活结余等健康及生活质量缺失可在约50%的贫困期被阻断,而教育缺失却伴随着贫困期延长始终存在。弱势家庭低效人力资本代际累积显著延长家庭贫困时长,降低未来脱贫概率。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2020年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持续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2)分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减贫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补需方"的医疗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比"补供方"的医疗机构支出更为显著。其中医疗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3)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60岁以下居民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60岁以上的居民;而医疗保障支出对60岁以下的居民减贫效应小于60岁以上的居民。(4)收入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3项支出对收入超过贫困线群体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在反贫困策略上,文章建议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支出机制;优化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近些年房价不断上涨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构建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关系。然后,在实证角度上,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借助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区县的城镇房价会对其当期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政府实施两孩政策后,该负面影响也较生育政策调整前更为强烈。在影响机制方面,高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存在消费挤出效应。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等其他机制。此外,高房价还对婚姻有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加剧房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分析——以长沙大河西光导区为例

对长沙大河西4个典型土地流转示范村进行农户土地转出意愿问卷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在5％水平下。对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有中介组织、就业类型、家庭总收入、土地流转合同和家庭总人口,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参保人数等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     

贫困地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实证分析——以甘肃省陇南市、定西市为例

依据可持续农户生计分析框架对家庭资产的划分,构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贫困地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的各子系统间存在“短板效应”,即农户家庭整体风险抵御能力取决于最短“桶板”的高度——最弱势子系统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尽管自然资源约束是农村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从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角度看,农户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基础是农户抵御外部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见,该分析方法可为精准扶贫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动态不一致分析——基于河南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动态不一致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首先对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分类,分析二者动态不一致及趋于同步的影响因素,得出土地自用机会成本、劳动力城市永久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是决定因素。然后提出建立土地周期动态流转机制、信息化阶梯式培训机制和产业向中小城镇转移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再依据河南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与健康投资——基于四川阆中的农户调查分析

利用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家庭人口特征下农户的健康投资水平。结果发现：家庭性别比例对农户健康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而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代际分布和家庭人口负担时农户健康投资水平都具有显著影响;户整体健康投资水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不断提高。但户人均健康投资水平却呈现相反的趋势：户健康投资水平随着农户家庭代际数的增加而提高;轻负担家庭农卢的健康投资水平最高,纯劳动力家庭农户健康投资水平最低。文章最后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FPS2018数据

家庭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贫困脆弱性,但是这种缓解作用并不持续,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即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最优限度,在限度范围内进行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越过限度则会提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需要降低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以及提高教育的社会回报,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积极功效。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教育溢出效应——基于贫困儿童人力资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专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基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利用2012年和2014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倾向得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低保对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从家庭教育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角度检验了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深度贫困还是轻度贫困儿童,农村低保均能够显著提高其认知能力,尤其是对深度贫困儿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相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农村低保对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农村低保对西部地区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路径分析显示,农村低保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教育物质投入,间接提升农村贫困儿童的认知能力,但并未改变贫困家庭父母的时间配置偏好。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农村低保的补助标准和瞄准效率,并从儿童的教育、健康等方面设置合理的受益条件,使得农村贫困家庭优先将一定比例的补助金用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充分发挥出农村低保的教育溢出效应。     

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效应——基于新疆的经验分析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及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模型,估计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对新疆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平衡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在1%水平上显著促使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329万元,在5%水平上显著使得农户家庭纯收入和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分别平均减少1.454万元、0.126万元,说明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促进了农户家庭生活消费,同时又抑制了农村家庭纯收入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行为,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新疆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正向驱动效应的政策启示.     

不同生计类型的县域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化研究——基于民勤县、兴隆县数据调查实证

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对民勤县与兴隆县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⑴五种生计资本划分合理,良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⑵在其五个资本指标对比中,民勤县在不同生计类型拥有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占优,兴隆县在其余的三个生计资本中更优;⑶民勤县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值为7.99,兴隆县生计资本测度值为8.19,表明东部县域农户生计资本高于西部县域.因此,西部县域应提升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缩小与东部的差异,实现同期全面小康.     

新疆贫困地区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000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30个扶贫重点县的3000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农户所在社区情况、农户基本特征和具备的能力来看,总体反映出社区情况越恶劣、农户各方面条件和能力越差,越有可能参与扶贫活动的规律,从而验证了扶贫开发所具有的"趋害疏利"的特性;从农户的参与意愿来看,农户对扶贫活动或扶贫项目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参与活动,同时还体现出农户参与愿望与扶贫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这也是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