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回归国家”学派国家能力理论的逻辑与影响

出于对"社会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回归国家"学派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并逐渐形成以斯考切波等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以米格代尔等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互动主义"两大路径,围绕何为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如何生成、国家能力受何影响等重要议题展开争论。"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国家与社会越是"隔离",国家能力越强;"国家-社会互动主义"则认为国家能力生成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嵌入结构。归根结底,两派均认为"强国家"就是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渗透并成功抵御了来自社会的渗透的国家,反之则导致"弱国家"。     

三国时期的均势与联盟

均势与联盟,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概念,均势的形成需要有联盟体的存在,弱国的联盟往往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联盟出现危机后,弱国对自身安全会选择符合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行动.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在面临安全困境--联盟的崩溃、合法性的消解--时,对魏发起战争,旨在削弱对方的实力,消除自身的安全隐患,想求得新的均势.由于自身实力和国际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战争行动本身表现了弱国对自身安全考虑的复杂性.     

促销组合设计中的“推动策略”和“拉引策略”

促销在企业营销活动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企业促销的费用在营销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其效用却并不与其费用比重的增长成正比。企业在制定促销策略时,往往只是孤立的考虑单向的促销活动,面对企业的促销目标群体时缺乏灵活性,从而很难达到促销的目的。企业在设计促销组合时,应该巧妙地使用“推动策略”和“拉引策略”。本文就促销组合设计中的“推动策略”和“拉引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企业在进行促销组合的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为营销实践者提升促销效用提供指导。     

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因素.分析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是客观经济地位维度的职业地位、主观经济地位维度的在工作城市的收入层次、生活体验维度的生活压力与社会距离.对于农民工而言,并非结构决定论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地位亦非局部比较论所青睐的参照点的选择决定分配公平感,而是他们的生活体验起着重要作用,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远、生活压力越大,越认为其收入是不公平的.     

试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中美俄三角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俄的实力对比呈现出一超两强格局。在当前三角关系中,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为稳定,美俄结构性矛盾重重,但总体不会出现失控。中美关系则是其中最不稳定也最难预料的大国关系。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受多重因素包括新冠疫情共同影响,复合性是基本特征,未来相互制衡与合作将长期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集中体现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当今世界这三大强国的亚欧大战略,是大三角关系在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和人文地理领域一个比较集中的、具体的和突出的表现。支持、冷待还是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赞成、消极还是抵制"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分析和判断大三角相互关系的全新视角、有效框架和重要指标。对中国来说,需要继续增强综合实力,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管控和稳住中美大局,发挥中国在三角关系和国际社会多边领域中的建设性积极作用。     

住房需求、社会支持与个体压力对青年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广州数据的路径分析

随着社会转型加快与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个体面临的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城市青年的精神健康状况引起社会关注。在综合国际社会学界精神健康研究与我国本土经验基础上,本研究使用2010年"广州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精神健康影响因素从个体压力与社会支持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青年精神健康与其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压力越大青年负面情绪得分越高。而压力又与青年的工作状况、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住房需求等密切相关:工作状况越好,压力越小;住房需求是青年压力的重要原因,在未来一年两年之内有购房需求的青年生活压力显著高于无购房需求青年;而社会支持能减缓青年所承担的压力,在遇到困难时能获得的帮助越多,其压力感越低。工作状况、住房需求和社会支持除了以压力为中介影响青年健康状况间接产生影响外,同时也直接对青年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取信还是守信:一项有关中国企业信用建立的个案研究

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关系本应是双方在制度中依照相关规定进行的互动与博弈,企业信用的重点是守信。但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企业信用的建立往往是人应对信贷制度而使用的策略。企业主通过"关系运作",采用借、分、转、存、增等技术来构建起企业与银行的信用关系。在这一系列的策略中,企业信用的重点是取信于个人而不是制度。由此,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也转变成了个体行为和制度之间的博弈。策略的使用可引发回报需求,但也易导致信贷风险。而这样的风险既可能转嫁给社会,又有可能一直隐匿于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关系之中,或随时发生风险。     

生态环境现状分析及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思路

全球气候环境变异及其造成的巨大灾害 ,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通过对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气候环境实际问题的认识 ,尝试应用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思路来探讨适应对策。     

均势理论视角下的战略行为研究——以三国时期为例

“均势”既指代国际关系中的客观态势,也指代行为体的行为策略.三国时期的均势体系是有代表性的均势模型,其存在形式表现为吴蜀的结盟行为和蜀魏的南北对抗,并由此产生了对当代具有参考意义的均势战略行为与思想.文章基于对以陈寿《三国志》为代表的官修史书解读,认为三国时期的均势理论与战略行为可从几个层面来理解,即国家实力、地缘政治、身份认知与结盟压力.三国时期在均势理论视角下衍生的战略思想及战略行为,值得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加以重视.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跨文化适应：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中国西部考察策略探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相继在美国农业部、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赞助下，前往中国西部进行博物学考察。为满足自身生存和考察诉求，洛克极力塑造其西方“大人物”的形象，主动借用美国农业部“政府专员”的名义和官方身份，获得地方官员或被动或主动不同程度之额外关照，摆脱窘迫处境，获取考察所需各类资源。考察期间，洛克以西方文化代表者自居，与当地普通民众保持距离，仅与地方官员等社会上层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其跨文化生存模式更倾向于游离在“整合”与“隔绝”策略之间。从跨文化适应的视角来看，其考察策略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脸面观”和“官本位”文化心理的积极调适。     

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

我的中国问题学不是纯学问,而是学术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如劳教、信访、户籍、三农、反腐败等,不能因为它们“敏感”,学者就不去关心、研究;越敏感,越回避,问题堆积越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爆炸。如信访,我经常接到血泪投诉,有的上访十多年了甚至几十年,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在上访时被打死,面对这些,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不去理会,不去写文章探讨合理的制度、帮助政府、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恐怕你就是冷血知识分子了。所以,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良知;在我看来,学术没有禁区,研究没有禁…     

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及其逻辑——基于企业科协改革的个案研究

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关系到群团改革的成败，是群团组织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组织内部因素的作用和群团组织的策略性行为的研究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纵向追踪企业科协改革行动策略后可以发现，行动者偏好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盖、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和重视服务企业技术创新。针对这一策略性行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无法提供满意的答案。引入组织技术这一扩展性视角，可以为行动者选择耦合抑或脱耦策略提供进一步的解释。行动者在平衡组织自身技术禀赋与外部合法性约束的过程中选择行动策略，而社群化组织技术缺失是导致行动策略脱耦的重要诱因。这些发现有利于归纳群团组织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面临的共性挑战，同时也有助于弥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解释组织行动策略时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     

从经济人到制度人——基于人类行为与社会治理模式多样性的思考

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人性假设也应以现实为基础。基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仅靠"经济人"假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和人类的所有行为。人离不开制度,同样,制度需要以人的存在为基础。正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而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的"制度人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部分行为,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考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制度人"按照"个体行动法则"行事。"个体行动"是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的函数。明确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人的行为。在合理的制度下,"制度人"机制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有序、和谐、快乐与幸福。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解读往往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淡化甚至忽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偶然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重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内在的历史偶然性逻辑,为我们重新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范式。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单纯受普遍性和必然性约束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偶然性和可能性、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真正的历史是属人的历史,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交互作用、共同创造的历史,是各种偶然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解读,我们不仅要关注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更应重视历史规律的偶然性,重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变迁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为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文章对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借鉴社会演化论中“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梳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国家安全治理的政策供给往往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前提,面对系统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侧重安全的单一逻辑,逐渐向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统筹的结构演变。最后,文章就其在理论、现实和方法层面的意义以及议题的拓展空间作进一步讨论。     

悲剧的悲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关于《阿Q正传》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来揭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由于阿Q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据即“优胜”总是处于一种被平均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他一方面不得不选择“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自我迷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把自我“优胜”的确立寄托于参加“革命”之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悲剧的悲剧。     

话题讨论中不同意表明的中日对照研究

通过自然谈话分析,弄清在表达“不同意”意见时,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谈话策略和谈话展开中的异同点.在分析时,采用表示语义的最小单位,即语义公式.对语义公式出现的频率进行对比,其结果是日本人倾向于使用辅助部,来缓和不同意意见的效力,谈话展开时,中国人倾向于使用“反对”先行型,日本人倾向于使用“同意”先行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