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满意度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个人就业质量，但对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大于主观就业满意度；分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来看，发展目的的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强，社交目的的使用效果次之，娱乐目的的使用对客观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却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中低受教育程度者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城镇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个人就业能力，也提升了就业的职业层次，进而提高了客观就业质量；但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互联网使用既因改善客观就业质量而提升主观就业满意度，也会因社会比较范围扩大易导致低估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而对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产业智能化与区域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静态面板和空间面板视角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在界定就业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就业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可以从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4个维度综合衡量，能够极大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与流动频率，进而影响区域宏观失业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就业质量能够有效减少区域摩擦性失业，还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城镇居民失业率，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分位数回归显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中等分位点有较强的降低作用，在低、高分位点作用相对较弱，其作用强度随分位值上升呈倒U形特征。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失业率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在互联网发展较迟缓的地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作用更强。文章认为，深化经济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从而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全面发展。     

人口高质量发展、新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既包括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也包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基于人格三层次理论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分析框架，从新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思想道德素质、人格特征等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者情绪稳定性、尽责性与开放性人格特质评分较高会实现更大的外在职业成就，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与开放性人格特质评分较高会收获更高的内在职业成就；成就感价值观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外在与内在职业成就；劳动者勤奋心得评分较高会收获更高的内在职业成就。此外，非认知能力通过职业匹配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也通过增加职业投入、积累社会资本影响职业成就。     

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概率，还有效提升了职业流动后的收入回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户籍和低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灵活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个途径，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文章以职业动态转换为切入点，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影响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推动劳动力转岗提质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公共就业服务能促进个体劳动参与吗？——来自CLDS的证据

在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的目标下,公共就业服务能否以及如何在就业促进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具有政策意涵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CLDS2018数据探索了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参与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发现公共就业服务的覆盖面偏低,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是主流服务项目,在控制多重影响因素后发现公共就业服务与失业状态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获得公共就业服务的支持可以降低劳动者陷入失业风险的概率,同时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农村地区、持有本地户籍的劳动者更容易从公共就业服务中受益,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处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技能提升与社交网络拓展是重要的影响渠道,公共就业服务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会降低失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扩面+提质”的政策路径,在增强公共就业服务可及与可得的同时强化技能提升类服务的供给。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评定。然而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比较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表现为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参保率提高;在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对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而对减少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提升获得社会保障可能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重视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加大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女性的教育投资,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职业流动方向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的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及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劳动力迁入，且迁入后的职业流动方向受生产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其中，生产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而生活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服务型职业，同时减少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男性、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迁入，生产数字化有助于吸引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生活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中青年、高学历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性。文章进一步利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外来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公平性，但在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方面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育，充分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微信、短视频、影音和游戏为例北大核心

我国将步入中度人口老龄化社会,推进老年健康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础,跨越老年数字鸿沟是实现积极老龄化重要途径。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应用程序深刻影响老年生活质量,在老龄化和数字化交叠的背景下,研究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20年微观数据,利用OLS模型、倾向值匹配(PSM)、Sobel’s z-test中介效应检验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使用不同互联网应用程序对上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使用微信、短视频、影音和游戏类应用程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倾向值匹配结果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互联网使用频次的升高,老年人使用微信、短视频、影音和游戏类应用程序对其心理健康的边际效应递减;老年人四类应用程序使用数量会显著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扩展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的使用面可以显著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会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水平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应用程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受教育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建议树立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新观念,助力老年人跨越网络使用鸿沟,扩展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面,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近年来,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颇为显著,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稳步上升,而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均呈现波动式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低水平稳定且增长缓慢状态,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理论分析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就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资本技术构成受到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劳动报酬占比;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因此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特征,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增加低收入群体报酬;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双重"所有制结构变革,结合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特点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就业：传导路径与结构变化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建设将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通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在探析政策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评估该政策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就业水平，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推行使城市就业水平平均提升3.55%，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政策排他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作用于城市就业水平，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促就业效应大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同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不同地理区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间存在差异性。“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推动就业人口由低技术技能向高技术技能、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促进城市就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该结论明确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在建设“网络强国”中稳定居民就业提供有益启...     

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女性的就业促进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进一步讨论发现，确权因婚育状况、人力资本和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对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未来确权工作中应注重土地经营权确权中的性别差异，考虑农村女性就业需求的多维度因素，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福利水平。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多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2）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拐点前,平台经济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术行业就业占比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拐点后,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能行业就业占比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3）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平台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文章认为,应合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建设多元化包容的人力资本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稳就业和保就业成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任务。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与就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但对就业结构具有优化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开展混入式融合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变为U形,但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增加不仅会对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就业规模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这类企业的就业结构产生更大的优化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更高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市场份额对就业规模产生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还会通过增强数字技术应用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渠道优化就业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能够有效实现稳就业目标。文章结论揭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于拓展就业空间、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稳定的积极作用,对推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和实现稳就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