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何地：落户门槛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4-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考察了不同城市在户籍改革背景下出台的差异化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实际落户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落户当地的意愿,城市落户门槛每上升一个标准差,流动人口的实际落户意愿降低4个百分点,这一影响效应约占愿意在流入地落户流动人口比例的10%,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证明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显示,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迁移机会成本较低的群组受到较高落户门槛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落户门槛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政府姿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     

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农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文化程度越高者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另外,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苏中与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     

劳动力流动的“半透膜”——城市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溢价的影响

“人才偏好”的户籍门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张“半透膜”,即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在城市间相对自由流动,但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市场效率受户籍门槛抑制。文章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城市户籍门槛指标匹配,发现城市户籍门槛越高,当地流动人口平均工资越高。使用1984年降水量作为户籍门槛的工具变量,在消除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仅在低人力资本群体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高户籍门槛增强了低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离开的意愿,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产生工资溢价。户籍门槛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将工资溢价保留在城市内部,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共享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及影响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更强的竞争力。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新生代高学历群体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流入地选择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从个体、流动与经济层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多维特征及各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及经济因素均对该群体流向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对流向选择影响程度最高,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经济因素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区域对于人才具有聚集效应。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农村劳动力群体就业选择的影响。文章着重从农村劳动力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和年龄差异角度进行考察,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使农村劳动力由自雇型就业向受雇型就业转变,非正规就业比例下降。(2)互联网使用在促进壮年劳动力非农就业、受雇型就业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且降低了非正规就业比例;对青年劳动力和年长劳动力的影响则不显著。(3)互联网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存在差异,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比男性更明显,对降低男性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效果较显著。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青年流动人才的城市选择及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特征视角

文章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多值Logit模型,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三个维度,探究青年流动人才选择流入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影响因素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女性、非农户籍青年流动人才大城市偏好明显,小家庭模式增加特大超大城市选择概率;流动年限越长、流动距离越远,流入城市规模越大,基于经济原因流动,特大超大城市选择概率下降;雇员倾向规模更大城市,雇主倾向规模更小城市,职业、单位正规性越好,社会声望越高,越倾向特大超大城市,就业收入、居住支出随城市规模扩大,影响由负转正。为提高城市人才引进效率,规范城市人才引进秩序,建议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扩大社会资源覆盖范围;减少公共服务使用限制,保障随迁人员福利;充分发挥城市比较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多维体系;突出城市行业特色,完善城市行业结构。     

中国高校扩招对城乡青年人口迁移的影响

我国高校扩招带动了大批青年进行跨城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大学生群体成为仅次于农民工群体的第二大迁移人群。高校扩招为青年人口迁移提供了机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率是引发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在驱动力,而教育的投入成本与教育回报率是教育投资的关键因素。文章基于人口迁移与高校扩招之间存在的概率关系,利用我国省市级城乡教育数据和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建立概率迁移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异与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明显提高了农业户口居民和非农户口居民的教育水平,对非农户口居民的影响更大;高校扩招对农村地区高等学历人才数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市则有明显影响。即高校扩招使得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迁入城市,这就导致城市的高学历劳动力数量不断上升,而农村更加缺乏高素质人才。因此,应加大新农村产业开发,提升大学生回乡就业和创业率;合理布局高等院校,实现教育资源向三四线城市均衡化发展;提高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加快落实地方人才保障计划。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过程中实现了个体收益的增长。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以及2013-2018年教育回报率的时序变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无论是只包含明瑟方程核心变量,还是引入不同特征的控制变量,个体的教育回报率均是显著正向的;第二,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中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第三,2013-2017年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呈上升态势,2018年略有下降;第四,城市规模越大,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会增加流动人口进入具有较高门槛且工资相对高的职业的概率,同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成为雇员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基于此,文章认为要尽快消除限制大城市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障碍,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人口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职业流动方向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的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及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劳动力迁入，且迁入后的职业流动方向受生产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其中，生产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而生活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服务型职业，同时减少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男性、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迁入，生产数字化有助于吸引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生活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中青年、高学历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性。文章进一步利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外来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公平性，但在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方面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育，充分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来自北京市的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2013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大学生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着户口与待遇的选择困境,为了获得户口,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牺牲与自己人力资本特征相匹配的工作和工资待遇,不得不支付“户口成本”;在同等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大学生需要牺牲21％的工资待遇才能获得一纸户口;大学生中人力资本特征越高的群体,遭受的户口成本所带来的工资损失越大。基于以上发现,文章认为应该进行户口去福利化的改革,如此才能提升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人尽其才。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论大都市外来劳动力变动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以北京市为例

乡城人口流迁是城镇化的产物。中国正在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而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是在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在分析北京市目前就业压力和来源、流动人口的变动与城市就业的关系及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关于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框架。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行业选择与超大城市人口流入区域——基于北京、上海的实证分析

运用北京和上海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选择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调控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通过调整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居住环境满意度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全国40个主要城市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双层级Logistic模型,从居住环境主观感知的角度解释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差异,重点回答以学历划分的流动人口内部异质性,以及定居意愿如何因城市等级而异。结果显示: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定居意愿与城市等级呈“U”型结构关系,高中学历群体定居意愿表现出一线城市独高的特征;不同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在定居决策中最关心的居住环境维度不同,高学历更看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舒适度,低学历最重视设施便利性;居住环境满意度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因城市等级而异,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在定居决策中看重的居住环境维度最广泛,三四线城市的便利性和人文环境满意度与定居意愿最相关。结论启示:推进中小城市的人口城镇化,需要提升服务设施的门类与服务水平,从而提升整体居住环境品质,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实现城镇化均衡化发展;高学历群体定居意愿对城市居住环境品质更加敏感,地方政府应当致力于提升自身居住环境质量,采取更可持续的方式吸引并留住高级人才。     

东北地区高学历人口流失及原因——基于吉林大学2013-2017年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

高学历人口是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源基础,而近年来东北地区高学历人口的流失已成为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吉林大学2013-2017年毕业生就业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Ordered Logit模型,结合毕业生的个体变量差异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东北地区高学历人口流失的原因及对专业-行业相关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高学历人口流失的程度明显大于女性,东北地区生源的毕业生更愿意留在东北工作,本科生和硕士生更倾向于在非东北地区工作,自然科学专业的毕业生流失状况相对于社会科学专业更为严重,但其所学专业与所在行业的关联性更强,有强烈意愿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大多会留在东北,且专业-行业相关度较高。宏观经济形势对毕业生就业也产生重要影响,本科生和硕士生更倾向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工作,东北地区的低房价是吸引毕业生留在东北的因素之一。因此,为了更有效地留住高学历人口在东北发展,应规范劳动力市场,政府给予财政支持,对东北国有企业的招聘制度进行有效改革,大力发展东北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积极引进与高学历人口相匹配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毕业生就业的专业-行业相关度。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