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农村外来婚配与本地婚配夫妇婚姻质量比较研究——以江苏吴江为例

调查江苏吴江农村213对外来南京婚配夫妇和292对本地婚配夫妇的婚姻质量发现:不同类型的对象对婚姻质量的总评价平均得分均在70分以上。除物质生活满意度外,外来婚配夫妇和本地婚配夫妇婚姻质量趋同。异地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各个维度均没有显著性影响。不同类型夫妇婚姻质量趋同的原因有社会现代化、对外地人及外来婚配家庭的歧视减少、外来婚配中的选择机制、家庭关系的相对简单化、外来婚配方及其家庭的自我婚姻调适策略等。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我国农村“光棍”的区域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

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理想类型。村庄社会结构主要从婚姻的家庭支持度和村庄排斥度两个维度形塑“光棍”形成逻辑。具体而言，北方分裂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强，村庄社会对“光棍”的排斥度最强，“光棍”生成的概率最小；南方团结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一般，村庄社会对“光棍”以结构性保护为主，“光棍”产生的概率次之；中部分散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弱，村庄社会对“光棍”较少排斥，“光棍”产生概率最大，“光棍”数量最多。对农村“光棍”区域差异的社会学分析建构了“光棍”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对于“光棍”危机的社会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无媒不婚”：家庭策略下的农村打工青年婚配模式研究

以“媒人”在整个婚配过程中的工作流程,即搜集信息—传递信息—见证婚姻的过程为切入点,考察了豫北农村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具有传统的“形式”,即“无媒不婚”的特征,但这种婚配模式却拥有新的“内容”,即它是在男性打工青年遭遇择偶困境的情况下,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家庭动员多方面资源做出的策略性反应的结果,其逻辑无关乎个人自主性增减的问题,而在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家庭及其成员策略性应对之间的交互影响。由此回应了青年婚姻研究中的“浪漫革命”命题,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人家庭性质的理解。     

农村光棍问题的表现、成因与应对——基于关陇地区的考察

农村光棍是一种现象或者状态，趋势无非两种：一种是经过外在帮助和自身努力完成婚配而脱离光棍群体，可以称之为“暂时光棍”,应对方法是如何帮助其组建家庭，并有效维系其婚姻存在，避免“重返光棍”;另一种是客观环境恶劣加自身条件不足，实现婚配几率趋近于零，不得不独身终生，可以称其为“既成光棍”,应对方法是引导其重新确定生活目标，帮助其融入乡村社会，在社会保障、养老等方面提供帮助，保证其单身背景下顺利且有意义的生存与生活。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县域婚姻市场与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

县域婚姻市场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社会分层导致婚姻市场分化,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基础上的婚姻梯度序列日渐形成,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姻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基于对农村青年春节期间相亲实践的研究表明,现代相亲模式是农村青年应对婚姻困境的策略性实践,“自由恋爱”融进传统相亲制度,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婚恋自主权正在增强。在相亲场域,择偶秩序的理性化和体制身份的壁垒化建构了层级化的“相亲圈”,体制内外农村青年的婚恋选择权及范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同物质消费挂钩,经济条件既是男青年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其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相亲男女互动交往多遵从传统性别脚本,存在“男财女貌”的文化偏好。农村青年的婚姻嫁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县城里的婚房不仅是相亲市场的基本砝码,也是实现个体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光棍”现象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增多,跨国婚姻逐渐盛行,正在成为伴随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特殊的婚姻形成方式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本文基于对福建省松溪县的17对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进行的深度访谈,分析了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着重探究了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相互制衡,本土丈夫在夫妻权力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社会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和情感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是影响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现行婚姻模式下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困境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养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农村女性老年人而言,受到现行婚姻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陷入了困境。本文主要从婚姻模式变迁的角度入手,探讨使农村老年妇女家庭养老陷入困境的因素。     

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 ———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以光棍率作为分析单位,文章发现,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变化较为平缓,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则逐渐加剧上升。根据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四种经验类型,而经济贫困型光棍逐渐成为当前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农村婚姻圈的持续扩大造成婚姻资源的不对称性流动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期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客观上使得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要价谈判力,从而使得婚姻高消费成为可能并因此而导致了经济贫困型光棍的形成。     

“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全国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

利用"百村调查"数据,从中观层次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现状与农村社区的公共安全情况,同时分析了"光棍"的聚集对农村社区公共安全的影响;分析发现,农村婚姻挤压现象非常普遍,多数被调查村庄存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光棍"的聚集对农村社区公共安全的评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乡光棍现象对比研究

城乡光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现实性社会问题。乡村光棍以被动光棍为主流,城市光棍以主动光棍为主体。农村婚姻场域的变迁是乡村被动光棍产生的主要原因,独身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现代性理念是城市主动光棍产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乡村被动光棍还是城市主动光棍,其广泛存在都是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威胁。因此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调节好现阶段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通过发展经济并从思想观念等方面入手解决城乡光棍问题,有效促进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基于性别失衡的视角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未婚男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突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婚龄人口性别失衡背景下适龄未婚成员性别对农村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相比有适龄未婚女孩的家庭,有适龄未婚男孩的农村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水平显著更高,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未婚成员性别对未婚成员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家庭、高收入家庭、中部和东部地区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