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司马光儒学——基于司马光的人性论和制度儒学的分析

司马光强调经世致用之学,积极探究过往历史和所处时代存在的问题并归纳总结规律,他重视的不仅是理论构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付诸实际行动。因这一坚持,司马光以务实的精神把人性论纳入"用"的层面,提出"性善恶混"和"情道一体",并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用以礼治国、以德取才和赏罚分明之路径达到"长其善而去其恶"的目的。就对权力的制约层面而言,司马光儒学与理学的为学取向不同,理学家重执政者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觉悟,希望从内的方面约束执政者的动机心意;司马光以史为鉴,强调"以礼治国",欲求通过制度设计来为权力提供规范和划定边界,他是制度儒学的先驱。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孟子》治国平天下与中庸思想

《孟子》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庸思想,其主要表现在治国平天下的经济措施、政刑措施和社会伦理中。经济措施以中庸之道的适度、权和时中为原则制民之产、使用民力、征收赋税和对自然界物品的获取,主张"以佚道使民";政刑措施以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道为纲,要求树立为全民谋利、注重大节的整体观,否定只顾个体利益的偏激行为,主张"以生道杀民";社会伦理要求个人行为中正、以身作则,强调权、时中等对中庸之道的灵活运用。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百年儒学研究的撷英集粹——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

《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展示了百年儒学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明示了20世纪儒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文献,建构了较为系统、完备的资料体系,为孔子、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文心雕龙》的儒学特征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儒学的玄学化特征明显,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易学被玄理化,并且在经典系统中地位突出;二是,强调义理《易》学特征的圣人伏羲、孔子的地位,圣人形象玄学化。这些都与早期强调礼乐的儒学有较大的差别。     

穿越儒学精华——对儒学精神若干要点的重新阐释

本文从天道、学术、人性修养等几个方面 ,对包括《论语》、《朱子》及部分传统说词在内的 2 0余条儒学伦理精华进行“穿越” ,即依据中国当代现实来改造它们。这是作者所创“本体性否定”的具象性表达 ,意在探讨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树立正常、健康的人格 ,以造就健康的现代社会。     

易学与儒学完整关系的新探索--评任俊华《易学与儒学》

任俊华的<易学与儒学>对易学与儒学的原初关系和向后的互动进行了全面论述,从中可以看出易学为儒学发展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易学依靠儒学得以不断弘扬的历史轨迹,这样,易学的博深内涵和人文价值便跃然可见.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儒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儒学南传史》

儒学形成于中原 ,而后南北传播 ,化被四海 ,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和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思想纽带 ,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南传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路向之一。儒学究竟如何南传 ,在南传过程中又有哪些丰富发展 ,以往虽有文章谈及 ,然而尚无系统论述。何成轩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最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儒学南传史》。该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南传的历史 ,堪称填补空白性之作。笔者读过之后 ,觉得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清晰地展现了儒学南传的过程和脉络。作者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背景 ,按照…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春秋》学派之于传统儒学的意义——基于传统儒学中的嫁接作用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儒学史在遇到唐代儒学时往往有一种断层感.而学术界一般认为隋唐以来的佛学是宋明理学的渊源与动力.这一观点将唐代的儒学视为一个对儒学发展来说无关紧要的阶段.因此,对这一时期儒学与后来儒学发展的内在相关性缺乏论证.本文以唐代《春秋》学派为切入点,考察《春秋》学派在儒家经典思想资源上所起的嫁接和承上启下的轴心作用,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简明藏族史教程》面世

周毓华、彭陟焱、王玉玲编著的《简明藏族史教程》2005年9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全面阐述了从远古时代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的藏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记述了藏民族从起源到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其次,将藏民族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反映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历史。因此,该书不仅是一本关于藏民族本身产生、发展的历史书籍,而且也是关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联系的关系史。该书…     

论《淮南子》中的儒学批判

《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调,杂取儒、法、兵、墨等诸家言论,故而此书既反儒,又拥儒,还有中和儒、道两家的主张,显得比较复杂。就其反儒言论来看,《淮南子》批判儒学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刘安和他的宾客们认为儒学是大道沦丧之物,为衰世所造;儒学是一曲之学,并非治道之本;儒学背离人的性命之情,是舍本逐末;儒学顽固守旧,不能与推移。《淮南子》批儒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显示了学术独立的可贵,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谈《中国儒学年鉴》的创刊与创新

一、《中国儒学年鉴》创办的积极意义 创刊《中国儒学年鉴》,是一项继承和光大我国文化传统的开创性的事业,不但填补了出版领域的一个空白,也是儒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创举。创刊《中国儒学年鉴》意义深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极具学派特色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成果——评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种中国儒学史专门著作出版,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等都各具特色,为学界所关注。近由黄宣民、陈寒呜二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汇集思想史研究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并具有突出的学派特色,这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因而颇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