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道”

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或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由此可见,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不少杂文,而这些杂文不仅当时没有收集出版,解放后的《茅盾文集》也没有收入,现在《茅盾全集》正在出版,收入的也不多,因此。我把这些杂文收集起来,略加注释和考证,发表出来,供茅盾工作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的注释和考证如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五篇

说明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茅盾同志在答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十篇

说明 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     

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第一篇杂文——《王道诗话》

鲁迅和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期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共同战斗中,不仅并肩作战,而且还互相交换意见,由瞿秋白执笔,合作写过《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杂文。这些杂文是秋白同志在鲁迅家中避难或住在鲁迅家邻近时所作,其中包括了鲁迅的某些观点,并经鲁迅修改,请人誊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投寄《申报·自由谈》、《申报月刊》发表。鲁迅为充分发挥这些杂文的战斗作用,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收入《伪自由书》中的有《王道诗话》、     

报纸副刊的新文学运动角色——《申报·自由谈》的文学译介活动述评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和新文学运动的老前辈们,提及30年代初(1932年底——1935年)上海《申报》革新后的副刊《自由谈》,对其中小品文、杂感文异常活跃的局面,以及这个局面怎样使中国杂文走上一个新阶段,怎样与新文学运动发展有着联系时,都持肯定意见。的确,由于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左联”进步刊物大部被封,那时的《自由谈》便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呼吁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对日屈辱妥协,揭露反动派钳制舆论的重要阵地。鲁迅、茅盾、郁达夫、陈望道、林语堂等是《自由谈》的经常投稿人。仅鲁迅一人,这时期就先后用48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文章。调动了进步文化人在内忧外患的恶劣     

《伪自由书》琐记

《伪自由书》是鲁迅先生的第七部杂文集,共收杂文43篇(其中9篇由瞿秋白执笔),系1933年1月至5月间作。这些杂文中绝大多数都在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过。1933年10月由青光书局用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自由谈》名曰“自由”,实际上鲁迅先生并不能自由地在这个园地上“驰骋”,“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所以当他编集时便以“伪自由”作书名,强烈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在当时日益严重的压迫下,这些杂文是怎样写作、发表的?这本集子又是怎样出版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并钩稽文章中的一些有关史料。     

茅盾笔名(别名)笺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基于革命斗争和工作的需要,茅盾曾使用过许多笔名(别名)从事文学活动。因而,整理、辑录他的笔名,便成为对茅盾的创作和文学活动进行研究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有关这方面,过去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袁涌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上海古旧书店的《笔名别名索引》等,都曾做过一些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艾扬的《茅盾名、号、别名、笔名辑录》(《文教资料简报》总第64期)收录得较详;稍后查国华的《关于茅盾的笔名》(《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则又把茅盾的部分笔名较为具体地落实下来。     

茅盾佚文三篇

<正>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     

关于茅盾笔名“终葵”的含义

“终葵”是茅盾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右第二章》时署用的新笔名。茅盾同志曾经说明这个新笔名的由来:“终葵即传说中钟进士捉鬼的故事的原型”,有人据此进一步加以诠释: 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补笔谈三杂志”五七三条载,唐明皇于病时梦见一大鬼捉小鬼,“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唐明皇问大鬼:“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明皇醒后,乃诏画工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六篇

前言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回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说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     

论廖沫沙三十年代杂文创作

提起廖沫沙,人们会记得他于五十年代中期以笔名“闻璧”撰写的《乱弹杂记》专栏杂文,五十年代后期以笔名“繁星”发表的《<师说>解》、《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等杂文名篇。至于六十年代初期他与邓拓、吴晗、夏衍等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两个杂文专栏,就更为大家熟知了。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廖沫沙的杂文创作就具有特色,是研究左翼文学运动史的人们不应忽略的。以杂文为投枪的作家廖沫沙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为逃脱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从家乡长沙潜往上海。在从事党的工作之余,主编进步小报《远东日报》。一九三四年由聂绀弩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几年中他用埜容、达伍、熊飞、易庸、林默、野容等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新语林》、《太白》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的诸种体裁作品,以杂文创作最值得称道。     

读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第二篇杂文——《伸冤》

《伸冤》是鲁迅和瞿秋白继《王道诗话》之后,合作的第二篇杂文。这篇杂文也是先由翟秋白执笔写成,然后由鲁迅作文字上的修改,请许广平誊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干”,寄给《申报·自由谈》发表的。翟秋白写作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发表的日期为三月九日。翟秋白原来的题目是《苦闷的答复》,鲁迅改题为《伸冤》。《苦闷的管复》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伸冤》当对即由鲁迅编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苦闷的答复》是什么意思?原来,一九三三年二月,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巴     

“茅盾”笔名的由来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开始用“茅盾”的笔名。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茅盾因由武汉回到上海避居景云里。由于身被通辑,无法公开找到职业以谋生,也因为要在冷静中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于是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幻灭》。小说的前半部不到两周就写完了。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同志看了稿子,认为很好,决定在该刊连载。作品要发表,却不能署真名,于是他随手写了一个笔名“茅盾”。为什么用了这个笔名?他后来在《〈蚀〉再版后记》中曾作了说明: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     

现代杂文理论一瞥

一中国现代杂文,走过了曲折而光辉的战斗里程。杂文是中国新文学最早诞生的文学作品。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杂文的历史。在呼唤思想革新的启蒙中,在“打倒孔家店”的战斗中,议论性的散文就呼啸而出,不过当时还没有杂文这个名目。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期开辟了“随感录”专栏,成为现代杂文运动的开端。当年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几乎都是杂文的作者。其中,鲁迅由于辛勤拓荒,锲而不舍,成为中国现代杂文运动的奠基人和开路先锋。 1924年11月,由鲁迅、周作人等主办的《语丝》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中国现代第一个以登载杂文为主的期刊。到了三十年代,杂文创作蔚为大观。1932年12月,“《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杂文逐渐成为一种独创性的文体。杂文这种文体的概念,是由鲁迅最早界定的,并且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鲁迅何以姓过"唐"?--从《琐忆》的一则注释谈起

高中语文课文《琐忆》曾经写到文章作者(唐 )第一次与鲁迅见面的情景。唐 当时是署名作文以抨击时弊,因而累及鲁迅,所以见面时内心疑虑重重,惴惴不安,非常矛盾。互通姓名之后,鲁迅一句“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更添作者的窘态。此时,鲁迅却话题一转,故意重问姓氏,然后不无幽默地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一解作者窘状。 鲁迅所言姓过“唐”,这是指其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之新诗《梦》的首用笔名“唐俟”,同时发表的还有新诗《爱之神》和《桃花》,杂文《我之节烈观》。 鲁迅用“唐俟”为笔名,其…     

鲁迅与唐弢

唐弢与鲁迅先生相识的媒介是《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影响是很大的。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是绚丽多采,五光十色,相当热闹,相当活泼。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章。它的撰稿人很广泛,真可谓是老、中、青三结合。其中主要的“台柱”是鲁迅和茅盾。他们一个用“何家幹”、“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写一篇,起到了擎旗引路的作用。一些老作家如叶圣陶、陈望道、夏丏尊等纷纷响应,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如艾芜、叶紫、何谷天、草明、彭家煌等也纷纷撰稿。当时才二十岁的唐弢也是《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由于这个关系“不久便认识也在《自由谈》写稿的鲁迅,得到向他请教相学习的机会。”(《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唐弢自传》)     

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性和阶级性——与胡绳生、袁杏珠同志商榷

《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王磊同志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接着在第六期上发表了胡绳生、袁杏珠二同志合写的与王磊同志商榷的文章《也谈人性和阶级性》(以下简称《也谈人性》),读后令人振奋。人性问题,本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它同时是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美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可是,近十几年,人们除了一味地把人性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之外,再也无事可做。人们不得不象躲避瘟疫一样来躲开它,即使愿意思考问题的人们,也只能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正因为如此,所以重新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弄清问题的目的,这里我打算把自己对胡、袁二同志的《也谈人性》一文的不同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学术界和读者。因为《也谈人性》一文是与王磊同志商榷的,所以我也将对王磊同志的某些观点作简单地评述。     

鲁迅名源小考

<正> “鲁迅”这个笔名是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小说时取用的,初见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取用笔笛不是随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笔名都有着深刻的含义。鲁迅这个笔名的本意是什么呢?先生曾向他的好友许寿裳谈过:“(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同时还谈了取用这个笔名的动机及缘由,他说:“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亡友鲁迅印     

试论林放杂文

林放是我国老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赵超构的笔名。他从1934年进南京《朝报》,接着担任《新民报》主笔开始,五十多年来,坚韧持久地在他所开辟的《未晚谈》、《今日论语》、《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上,不断发表小言论和杂文,经常是一日一文。这     

《茅盾著译年表》补正

查国华、孙中田同志编著的《茅盾著译年表》(见《茅盾研究资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其所收资料的丰富,考订的详细,是目前已出的几种《茅盾著译年表》中最好的一种,给茅盾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以很大方便,但其中也还存在一些疏漏或错误的地方。今就见闻所及,略作补正如下。我的补正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尚请查、孙两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一、第五页诚实雁冰载于《新乡人》第一期,1919年9月1日。我们为什么读书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