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名称源于商丘说质疑

<正> 王志昌同志的大作《商丘·商国·商人——“商人”名称的来历》(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细读再三,不仅对其结论“商国源于商丘,商人来自商国”不敢苟同,且以为该文诸多不当。故不揣浅陋,略陈如次,以就正于作者和大方之家。     

关于曹操发布《己亥令》的主旨献疑

就我所见的各种高校历史系所用《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诸课本,都选录了《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211·1)发布的《已亥令》(按:依历表推算,该年的夏历十二月没有“已亥”这一天,疑是令文于夏历十一月廿九日,即“已亥日”拟定,到十二月才发布)各种版本,都依清严可均     

白话诗《伊》是陈毅的作品吗?

1920年5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刊载着一首题为《伊》的白话诗,署名:世俊。聂元素、陈吴苏等同志所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一书,把这首白话诗作为陈毅同志的作品收入。冯锡刚同志《陈毅同志早期的文学活动》(载《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一文也说:陈毅同志的诗歌,“现在发现的最早作品是发表于1920年的题为《伊》的白话诗。”我一度也曾有过同样的认定。现在看来,白话诗《伊》不是陈毅同志的作品。其理由如下: 一、从署名看陈毅同志是陈家“世”字辈,早年他的父、祖辈为其取名“世俊”,是事实。但是,仅从这一点出发,认定白话诗《伊》是陈毅同志的作品,依据是不足的。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苏蒙历史文化联合考察论著索引

论早期蒙古墓葬阿谢耶夫(И·Асеев)辑入《西伯利亚、中央亚和东亚的中世纪时代·亚洲东方的历史与文化》第3卷新西伯利亚 1975年 178-187页 1982年蒙古的考古调查瓦西里耶夫斯基     

评《论“写本质”》——与周迪荪同志商榷

不久前,读了周迪荪同志的《论"写本质"》一文(载《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四期),使我想到恩格斯《给保尔·爱因斯特的信》中的一句话:"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周迪荪同志的文章,为了论证"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写本质'的要求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而涉及到了一些历史事实.论者"回顾历史",引经据典,这当然也很必要.但回顾历史,应该尊重史实原貌,讲究实事求是;引经据典,必须正确理解原意,注意科学精神.否则,颠倒了论证过程的原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即把原则     

再论商品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答田源同志

田源同志的《论社会必要劳动范畴》(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对拙文《商品供求关系能否影响商品价值量》(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一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对我有启发。为了使讨论问题深入一步,本文拟就田文的不同意见,再谈一下“商品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量影响”的有关几个问题的理解。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悄然兴起的“游子文学”——从《怎得人如天上月》说开去

我被一篇大洋彼岸华人恋故的中篇小说所吸引,那就是刊于《电视·电影·文学》1991年第2期上的《怎得人如天上月》(作者燕平)。它和我过去读过《小说界》上的《名人老古和他的室友们》(于濛)、《此岸,彼岸》(孙顒)、《在那片天空下》(李佩),《纽约三记》(严力)还有载于《上海艺术家》和《电视·电影·文学》上的《在东京的上海人》(程志达)和《澳大利亚——美丽的谎言》(皇甫君)等等作品一起,不时地来弹扣我的心扉。可是,当有同志建议我为它们写点什么时,我又感到无从说起。假如把作品比作文学的果实的话,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无法逐个地加以品尝,那就谈点“水果”的共性吧,然而这类作品至今还没个共同的名称,总不能就叫它们做“水果”文学吧!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总目录

热烈庆祝《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刨刊十周年祝贺单位……………………………···…………………………………………”(1—1)张叙之同志的贺信…………………………………………………………………(1—3)杨焕章,潘国琪,荣开明、方集理等同志的贺辞………………………………(1—4)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贺辞……………………………………………·………”(1—5)独秀鄂东,芬芳四射……………………………………………………--·肖汉森(1—6)难忘的1980一一1982年………………………………“…………………·黄芥田(1—7) 一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俄苏蒙古学家(一)

1977年苏联再版了С·Д·米里班德的《苏联东方学家人名著作辞典》。该书国内少见。翁独健先生1982年赴苏参加国际会议,带回此书。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高文德、蔡志纯同志将其中蒙古学家的条目译出,从这一期开始连续刊载。     

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地位——与巴亚良同志共商

《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了巴亚良同志的文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以下简称《断想》),我拜读之后,深受启发,非常高兴。从1982年以来,笔者为在哲学上确立“一分为三”的命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发表了十五篇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者还是廖廖无几。我的观点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必须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样具有普遍性,但都不能绝对化,还要承认“一分为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必     

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合力思想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直被视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精辟剖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马克思在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探析路易·波拿巴一步步走上复辟之路的过程中,除了肯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之外,还将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与个人等因素纳入归因范围,强调是物质经济关系的客观决定性动因与“现实的个人”的意志愿望以及个人背后强大的阶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发生,表现出较为完整的历史合力思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蕴含了历史合力论萌芽,是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本人和自己一贯思想的更为系统与完整的总结与提升。     

古代咏梅诗词漫话

梅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两周已有关于梅的记载: 若作酒醴,尔唯麹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尚书·说命下》)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诗·召南·摽有梅》)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诗·陈风·终南》)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诗·陈风·墓门》)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诗·曹风·鸤鸠》)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诗·小雅·四月》)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左传·昭二十年》) 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山海经·中山经》)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梅树分布很广,梅并非观赏植物,而是果树,人们常用梅子作为调味品,在日常生活中象盐一样使用着。     

《剩余价值理论》是从配弟开始研究的吗?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发表了我写的《〈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起点问题》,认为它的研究起点既不是威廉·配弟,也不是重农学派,而是重商学派代表詹·斯图亚特。这个看法,有些同志提出了商榷意见。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一部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它的研究起点是17世纪的威廉·配弟,不是18世纪的詹·斯图亚特。其重要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1857年4月30日致工程师迈耶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出版计划时说过:“我希望全部著作能够在明年这个时候出版。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     

十七世纪中叶的卡尔梅克族与东突厥斯坦

前言近年出版的沙·马合谋·伊本·米尔扎·法即勒·忽刺思所著《编年史》(奥·弗·阿基穆什金校订、翻译、注释、研究并索引,莫斯科,1976年),是波斯文《编年史》的校订、译注和研究论文(以下简称《编年史》)。这部《编年史》是为察合台家族的亦思马因汗(1670—1682年在位)写的,成书于回历1087(1676—1677年)年,书中叙述了1428年至17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东突厥斯坦统治者们的历史。     

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兼答曹大中同志

对屈原《九章·哀郢》的写作背景和内客主旨,治骚者至今仍有较大的争议。前几年,我曾先后撰写《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刊《江淮论坛》1981年1期)、《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刊《江汉论坛》1982年5期,对楚辞研究界占主导地位的     

中外三种陶诗英译本的比较

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陶渊明及其诗文被介绍到国外,受到很高的评价。(参见《陶渊明在国外》一文,载《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3期。)据笔者有限视野,发现本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将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文译成英语,例如,我们见到的译本有:威廉·阿克(William Acher)的“Tao the Hermit”(Thames and Hudson,     

从孙悟空杯酒化雨说开去

一 淮遇先生撰文于《西游记研究》(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第一辑,认为《西游记》第七十回孙悟空“杯酒化雨”的情节是从晋葛洪《神仙传·栾巴》移植而来,并转引《太平广记·卷十一·栾巴》为证。这个结论还值得商榷。因为这类故事在古代流传是颇为广泛的。就笔者所知,淮遇先生与其引用《太平广记》还不如引用唐李贤等注释的《后汉书·卷五十七·栾巴传》。据传载,栾巴字叔元,汉顺帝汉安元年(一四二年)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奉旨巡行天下,“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后汉书·顺帝纪》)是当时著名的“八俊”之一。唐李贤等注引葛洪《神仙传》说:     

中国古代咏鸟诗的发展演变与主要类型

一我国古代的咏鸟诗有着悠久的历史。诗歌与鸟类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打开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我们就会发现:其第一首《关雎》就是以飞鸟起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水边鸟儿的关关和鸣而联想到青年男女的美好爱情。从《诗经》里,我们能够读到大量关于鸟类的描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小雅·鹤鸣》)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邶风·燕燕》)(?)睆黄鸟,载好其音。(《邶风·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