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的行政化困境

社会工作者的根在基层,基层也是上面千条线落地的地方。行政工作占据了基层工作者大量的时间,而社会工作的行政化问题也随着社会工作者在基层的大量引入浮出水面。与简单的社区工作行政化有所不同,社会工作的行政化既包含社会工作者因行政工作事务缠身而行政化,即社会工作者被行政化;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开展专业服务的过程中承担大量的行政性事务而行政化,即社会工作服务被行政化。无论哪种被行政化,都使社会工作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到专业服务中。让我们听听来自各方的声音,以期寻找出一条更好的途径,让社会工作回归其职业本位、专业本位。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一、问题与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中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然而,这两种自治机制的效果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传统的居民自治正不断出现“内卷化”现象,即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居民自治,反而出现了居民委员会的结构科层化、功能行政化和成员职业化现象,而这种“内卷化”使政府推动的社区自治越来越呈现出“形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近年来刚刚出现的业主自治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不少社区中出现居民委员会选举冷清而业主委员会选举火暴的场面,甚至有居民发出社区有业主委员会即可的评论和呼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深圳盐田社区治理转型研究

深圳"盐田模式"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厘清社区行政职能、自治职能与服务职能,从而实现社区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性.但是,"居站分离"在现实运作中仍存在行政权与自治权失衡的问题.从"居站分离"模式发展到"1+3+X"模式,从行政权和自治权适度分离发展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反映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深圳市盐田区由原本的政府一元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的大致脉络.     

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和细胞。网络虚拟社会正以其信息多元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社区治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上海市6区15个街道(镇)39个社区(居委会)的实证调研表明,虚拟社会在丰富上海社区治理资源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的"参与式社区自治"难敌现实社会的"任务型社区自治";虚拟社会呼唤社区治理"崇尚自由"与现实社区治理强调"建构秩序"难以实现有机均衡;虚拟社会期待社区治理实现"多元共治"却遭遇了现实社区推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为此,网络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明确的思路是:坚定一个模式——协商合作而不是"独自打保龄球";明确一个原则——强化政府对社区的有效治权而不是无原则的屈从"民意";正视一个态度:积极正视而不是有意回避网络社会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尊重居民情感和地位,畅通网络民意渠道,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形成自觉、自主、自治的网络舆论平台;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完善社区网络预警及保障体系;重心下沉,努力探索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深圳盐田社区治理转型研究

深圳"盐田模式"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厘清社区行政职能、自治职能与服务职能,从而实现社区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性.但是,"居站分离"在现实运作中仍存在行政权与自治权失衡的问题.从"居站分离"模式发展到"1+3+X"模式,从行政权和自治权适度分离发展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反映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深圳市盐田区由原本的政府一元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的大致脉络.     

民法本位之我见

在个人与权利本位之间,个人本位是权利本位的前提,因此,个人本位是民法的最本原的核心本位。划分民法本位的标准有二:一为权权抑或义务,二为个人抑或社会。二者一视角不同,但可同为标准,日互能补充、衬应。个人多为权利,若以社会为重,则对个人多是义务。笔者一认为,将其称作民为本位更贴切。因"民"即"人"、"市民"、"民事主体"。而个人本位中的"个人"指"人",含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有时甚至是私身份的国家。为防将"个人"误解为仅指"自然人",用"民"则更能直白地广括各种民事主体。民本位其实就是民事主体的本位,民法应以个人为本位,不提权利本位。     

政府主导型社区建设研究

近年来,政府力推社区建设,大有社区建设非政府主导莫属之势。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政府主导型"的社区建设,具有特殊意义。政府垄断性地把持着所有关键社会资源,并能藉此营造社区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支持系统,建构超越社区自身局限的发展条件。但政府社区建设中的强势介入,一定程度上亦成为社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可能造成对社区谋取自主发展空间的一种挤压。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暂时还难以离开政府的主导性参与,但需以发展社区自治为前提,需根据不同的社区发展阶段,适时进行职能调整,以求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动态平衡。     

青少年社会化中的“成人本位”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矛盾和冲突在理论源头上可追溯到"成人本位"的社会化理念与实践:即以社会的需求、成年人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原则来指导未青少年的社会化,把青少年对成人世界的靠拢和同化视为社会化的本质特征,而忽略了对青少年主体地位的尊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社会化理念与实践遭遇到了时代困境。奠定交往理性的哲学基础,实现成人与青少年在主体上的平等地位,创设成人与青少年平等对话的语境,是重构社会化理念的基本理路。     

草根志愿组织与村民自治困境的破解:从村庄社会的双层结构中看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资料来阐述村庄社会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其一是由村民组成的"草根"社会;其二是由草根社会中产生出来并位居更高一层的自我治理组织。草根社会中含有一些关键性的社会学变量,如社区发育程度、社会资本储量、志愿组织的多寡等,当这些变量取低值时,草根社会呈"贫瘠"状态。在理论上,一个贫瘠的社会将无法保证人们在村庄政治中的参与,因而难以产生出有效的自治组织,于是,村庄社会的两个层面破裂开来。从这两个层面的关系中我们能够发现村民自治困境的根源以及破解之道,这就是通过发展草根社会中的志愿组织,促使草根社会与村庄政治的弥合。     

城市社区治理的桥梁:社区大楼管理小组运作机制案例与启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转型,社会治理的转型在所难免。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国家放权予社会,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区共治,进而实现自治。在此过程中,大量基层性中介组织得以出现,成为沟通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纽带。以上海市B社区的大楼管理小组为例,揭示了建立在资源支持机制、协商议事机制、社区服务机制和社区认同培育机制基础上的大楼管理小组在电梯整修工作中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对案例进行总结,从5个不同方面对B社区的大楼管理小组治理实践进行了反思。如何实现该大楼管理小组的可复制和制度化,推进社区合作治理,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网格化管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三亚市T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政府利用网格信息技术构建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管理机制,使政府能够对社会全方位掌控、全面化管理、精确化监控与主动化服务,能够较好的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但作为一种行政技术,网格化管理本身也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并引发新的问题。文章梳理了三亚市T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情况,认为T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有其必要性,但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网格化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加剧基层社会的行政化和社会管理的复杂化。我们认为,应当通过合理准确的定位网格化管理职能与边界,处理好与基层自治、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网格化管理机制等方式完善网格化管理,实现社会的"善治"。     

立足现实·展望愿景·寻求突破——“上海困境儿童保护研讨会”综述

在困境儿童伤害事故频发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召开国内首次以困境儿童命名的"上海困境儿童保护"研讨会,深入探讨上海困境儿童现状、既有政府保障措施和当前儿童保护法存在的弊端,展望困境儿童保护的未来愿景,包括履行国家责任、制定儿童福利法和成立儿童局等,力图寻求上海在困境儿童保护中可能的突破口,如以地方性政策和项目推进立法、完善家庭政策,建立社区家庭服务中心以及推进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功能等。     

论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对南京市L社区议事园几个实践案例的考察

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过度行政化对其自治性造成的挤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而对居委会是否具有自治性多持否定意见。我们通过观察南京市鼓楼区几个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尽管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倾向依然普遍存在,但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作为具有自主意志的独立行动者,在受行政力量掣肘的同时,也在力图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和向民性,居委会的自治性明显在成长。并且,兼有＂官-民＂二重性的居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作为自治主体的行动策略;而社区议事园这一社区参与机制,则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政府从诸多社区管理事务中不断后撤,又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空间。     

合作治理的渊源及适用性问题研究

后工业化时代的人类社会面临着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难题,在此背景下公共治理理论从传统的政府统制,逐渐走向以民主与参与为特征的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但这两种理论由于受制于传统治理模式的系统惯性与原有路径依赖,难以运用于实际之中,于是合作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然而合作治理模式在范围上存在适用性制问题,在实际中出现多重困境,在此对合作治理模式现实案例进行解读,以分析合作治理面临的多重困境何在,并对适用性困境提出相关重建性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中“积极青年”何以形成？

青年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为基层自治组织输入新生代力量。文章以江苏J区青年干部为例,研究社区治理中“积极青年”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基层组织通过行政化和社会化的供给方式吸纳青年,回应干部年轻化的政策要求,却促发了青年积极参与,形成了社区治理中的“积极青年”。“积极青年”的形成是社区治理行政化和技术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家庭支持与对家庭完整性的追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基层干部年轻化既需要区域差异化的吸纳机制,也需要建立老中青梯次性的培养机制,才能有效实现乡村人才振兴。     

区直管社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分析——以铜陵市铜官山区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一直实行“街居制”管理体制。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的居民结构和工作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保持“街居制”架构下经历了三次变革,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管理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等难题。为此,需要用新思维来突破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困境,而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改革契合了改革需求,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重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基于多元主体互构的社区治理行动逻辑研究

本文立足"社会治理"政治话语和社区多元化权力的结构格局,从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社区自治的运作关系研究入手,构建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模式,首次提出了"多元复合化治理"的新概念。文章通过梳理和总结网格化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及所面临的时代性挑战,并基于行政权力与社区差异化利益诉求对立所造成的基层社会制度性"断裂"这一事实,提出了突破网格化管理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创新行动逻辑,进而尝试建构全新的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可操作性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努力克服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负效应",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转。     

政府角色:在“越位“与“缺位“间寻求平衡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某一程度上透视出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强烈需求。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社会工作系主任徐永祥教授认为,当前的政府角色在组织职能上面临着“越位”与“缺位”的双重误区。所谓“越位”,最普遍地体现于政府以行政管理职能代替或包揽了一些本应由专业机构、社团或社区自治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自治等社会事务的事务性职能,简言之就是“政社不分”、“政社混淆”。这是一种旧有的“大政府、小社会”式管理机制的延续,具体表现在政府直接组织和管理志愿者协会、直接经营和管理社区服务中心、直接认定     

无锡北塘：社区自治管理协会如何促进居民自治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社区自治管理协会成立于2009年3月，到目前为止，仍是全市乃至全省第一家服务于社区居民自治工作的社会组织。3年多来，协会围绕“构建交流协作平台，探索社区自治模式”这一指导思想，积极整合多方资源，带领会员围绕协会宗旨，依法理性开展自治活动，在北塘区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城市区管理社体制改革与创新探析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着整体性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建立在以单位制为主、街道一居委会制为辅的体制基础之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单一的行政化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进行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遵循两大原则：1．政府行政性与社区自主性相结合；2．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