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知识青年的《新青年》阅读与思想变革

《新青年》由 “普通刊物”发展为全国的“金字招牌”,与读者密不可分。《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的营造,使其影响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场域扩展至全国,促进了《新青年》的大众化,引起了地方的再阐释与回响。通过《新青年》同人与读者之间构建的社会交往网络,《新青年》在读者的阅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革命”“反孔”“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促进了“青年”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五四青年”。《新青年》与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大众”,构成时代的表征。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从独白到复调：《新青年》编辑理路的历史价值和现代启示

《新青年》的编辑理路呈现出很丰富的历史色彩,在中国期刊史上成为经典性刊物文本,也成为学术界研究日新的领域之一。从编辑学角度审视《新青年》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无疑会从内在机理上理解它作为公共传播媒介的成功路径,能够彰显出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性启示。《新青年》所反映出的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的“独白性”和“复调性”完美统一,从编辑主体“主撰陈独秀”的独白办刊走向同人“轮流编辑”时代的复调共振,这其中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论路径和历史演变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青年》精准地把握了杂志编辑的时代脉搏,因此而彰显,而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商业、新思潮与政治——《新青年》广告编辑实务三嬗

以历史演变来看,《新青年》呈现出多重奏、多面相的历史态,其中所刊广告的编辑也存在着嬗变,并表现出独特的路向。《新青年》的广告编辑大致分为群益时代的商业平台广告时期、“同仁”杂志广告与政党倾向并存时期、完全政党化的“同志”广告时期三个阶段。在广告编辑的形式上,群益时代形成的北京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二元结构,发行部掌控着广告权;“同仁”杂志广告时期《新青年》也分编辑部和发行部,但都在上海,编辑部负责广告;“同志”杂志时期,编辑部则承担着编辑广告权。从《新青年》的广告编辑实务中,可以索隐其背后的商业关系、文化互动和政治宣传等内涵。     

“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五四新文化倡导中鲁迅对民间宗教的双重体验

鲁迅作品呈现着“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基于败落家族后系子孙承受的“鬼”的梦魇的切身体验,鲁迅对“人鬼纠葛”的社会中人生悲剧的展示极其深入,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倡导思想启蒙之不足;鲁迅作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人鬼交融”的世界,这与他对“道教”与“道士思想”的区分相一致,根源于他早期思想中对民间宗教的肯定和追寻,是他审视和批判人鬼纠葛的社会根基之一,同时,又是在补救“五四”新文化倡导之局限。     

陈独秀卓越的《新青年》编辑群组合与期刊策划——纪念《新青年》创刊92周年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创始人,集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教师、大编辑多重身份于一身,以一个期刊推动了中 国思想史上一次空前的现代性最为厚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编辑史上最伟大的编辑,陈独秀对《新青年》编辑群的卓异组合,对"轰动效应"的期刊策划,作出了独树一帜的卓著贡献.     

《语丝》周刊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言说空间的偏离

语丝社北京时期以《语丝》周刊为阵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典范的同人刊物，是现代知识分子建构言说空间的一个重要平台。南迁上海后，由于同人立场发生嬗变，这一言说平台由建构到解构，表现出明显特征：同人启蒙立场逐渐消解、批评本体色彩逐渐弱化、编辑主体和创作主体由一体到分离、出版策略与文化理想由反抗转变为迎合。作为文学媒介，《语丝》周刊言说功能的丧失，刊物生存的大、小环境即文化生态环境和“文派制衡”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瞿秋白的编辑活动

在瞿秋白的政治、文化活动中,编辑工作占了很大一个部分。他主编和编辑的《新青年》、《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等报刊杂志,都致力于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走向编辑的第一步——《新社会》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他由消极的“厌世”思想转而投入     

《新潮》的历史、内容及编辑思想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兴起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的思想文化运动。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创办新潮社,效法《新青年》,于1919年1月1日出版社刊《新潮》杂志,积极推广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这里从历史发展、文本内容和编辑思想三个方面介绍并分析《新潮》的基本情况。     

在“改造”与“辅导”背后:阅读史视野下的《新青年》

《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存在着“无心插柳”和“有心栽花”的双重悖论。前者在与读者互动的张力中走向深入;后者在与读者互动的统合中形成合力场并由此扩延。在胡适的加盟及其“不谈政治”的坚守下,《新青年》将文学的“改良”与“革命”作为切口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舞台,而古文大家林纾被读者化后,与《新青年》形成的张力以及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更是让文学革命取得意外收获。同时,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的《新青年》同仁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谱系,在其影响下的读者也有着“政治”与“学术”的不同路径选择。《新青年》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呈现出的多面性、复杂性与开放性给读者的自我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可能性。20世纪的中国为之焕然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阅读的力量。     

物自体——康德哲学的关节点——从“璀璨星空”到“道德法庭”

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启,"从那一年起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批判哲学'统治着欧洲的思辨哲学领域".然而,无论"璀璨星空",抑或"道德法庭","物自体"都贯穿其中;"物自体"更是二者的关节点."它是康德哲学认识论的归宿,又是通向伦理学的门户"在"感性论"中,它是感性的来源;在"知性论"中,它规定了认识的界限;在"理念论"中,它作为理性概念,亦是道德哲学的公设.     

对中国“民粹主义“ 的重新解读

中国的"民粹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概念和含义上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内涵;在其内容和特征上呈现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且这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在其历史背景、理论来源、阶级基础及理论表现形式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与此同时两者又在对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忽视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对中国"民粹主义"的一种重新解读。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近代“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性质的解释虽然武断但却是成功的。从理论上分析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无疑对认识其真正的价值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认为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社会契约论”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一个范式 ,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近代“社会契约论”以斯多葛派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以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论”为范式 ,建立了一个以人的独立性与人的普遍性相结合的理性世界。     

论“第六代导演”的电影美学风格

“第六代导演”及其作品所反映的美学风格主要有:刻意模糊线索的明晰性和淡化叙事的情节性,形成了“新写意风格”;追求“摄影机不撒谎”的发言模态,表达出一种新写实主义即“微观写实主义”;偏爱长镜头和追求画面的僵持意味,流露出一种中国式的新自然主义即“新本色主义”;作为“状态电影”或“大陆地下电影”的主体,他们的作品富有个性但亦被认为是伪个性。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衡量标准和根本保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不仅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来源和具体实践展开,而且会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     

京剧《龙凤呈祥》的启示

《龙凤呈祥》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传统剧目。它的流行一方面得益于名著的经典效应,体现了《三国演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它的走俏,凸现了中国古典戏曲某些最本质的东西。     

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关于《论语》“学”“仕”关系的解读

《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常常遭到误读。一方面是由于脱离文本所处的特定时代,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对文本本身的庸俗化理解。无论如何,儒家以伦理为本位,突出知识分子在道德素质上的要求。儒家鼓励知识分子从政也完全基于道德的考虑,这与"官本位"、"权力本位"有着本质的区别。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自来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本文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