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传说故事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取向

我国历代人诗中,恐怕没有谁能象李白那样留下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广为流传,为人乐道,甚至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题材,以至当今的影视屏幕上,不时看到李白的形象。显然,李白传说故事仍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李白传说故事的艺术形态、深层意蕴和文化背景,从历史传播的流向逆反式追根溯源,从而深入揭示这些传说故事的真实意义,可使我们深化对李白现象的认识,或许还能从一种新视角展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     

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李白文化现象"阐释

李白其人其诗 ,特别是内容丰富、历时久远的李白故事传说 ,它们广泛持久的流播、衍绎和再塑 ,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李白文化现象”。李白其人其诗的超常奇异性、盛唐时代的精神氛围和传统的士文化社会心态 ,成为这一现象的生成机制 ;“三型李白论”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透析思路。求解这一文化现象 ,不仅对李白研究有拓展和深化的作用 ,而且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东干历史传说与中国历史故事比较研究

东干历史传说在东干民间创作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东干历史传说与中国历史故事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许多东干历史传说是中国历史故事的变体,其中许多传说的情节与中国历史故事不完全相同,东干人与中国人对传说中的主人公所持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其神话的成分也多于中国历史故事.     

黄帝陵、帝颛顼陵、河图、天书在辽东半岛（三）

口头传说、纸头传说与地头传说 史前文明许多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叫作民间故事，只要那个地方有土著。一般故事都很可靠，官方承认的冠以“优美的神话”，不承认的则谓之“封建迷信”。如；我们看到一些地方祭祖，祈求风调雨顺要杀乌鸡白马。传统很悠久，不由你不信。当然，杀鸡可以，马却没的杀。纸张发明以后，骚客多了起来，多实在的故事一过手，都走了味。如伏羲氏和女娲氏的所谓兄妹婚故事，则根本不可信。     

伊尹生空桑和历阳沉而为湖——故事传说合二为一以甲足乙例和语变致误例

在民间文学里,神话、故事、传说是各有界限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的互相支错很难分割。为叙述上的方便,本篇把它们混称为故事传说。故事传说演变是在流传中进行的。由于讲述人或记录人的误听、误记、误解和增减加工,转述时,古今四方有的有时互相影响,前后关系有的杂揉错乱。尽管如此,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李白郭子仪未相援解

本世纪，有说李白故事，多有记李白救郭子仪，及李白获罪，郭子仪报恩愿解官为赎罪，而引为美谈。此说最初见自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裴敬所撰李白墓碑，内称李白，“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宋初乐史撰《李翰林列传》，亦同。此事不见于《旧唐书》李白本传，但欧阳修《新唐书·李白传》(卷137)或以此为据，为李白郭子仪相援救定位，“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赎，有诏长流夜郎。”清王琦撰《李太…     

倒药渣的传说

徽州人服完中药后，必须将药渣倒在家门口。这个风俗习惯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这是由一个传说故事起因的。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浅论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约产生于一千五六百年前。古代文献中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较单一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这个叙事中心来演绎故事。今天流传于民间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更加丰富。将其加以分类 ,大致有三 :一是关于公冶长获取识鸟语本领的故事 ;二是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的故事 ;三是因公冶长识鸟语而发生的其它故事。“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地方风物传说审美初探

如果说,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是一棵常青大树,那么地方风物传说则是其中一枝。这类传说故事的审美价值是不能忽视的,本文拟就地方风物传说审美问题试作初探。 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关于地方风物传说产生和发展的美学回顾。 地方风物传说是关于特定的山川、建筑、物产、风俗等的解释性故事。与天然     

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

本文是对李白及其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原典之后的影响研究。李白的影响非止一端,戏曲文学的叙事技巧带来了较之传统诗文的表现更为汪洋恣肆的故事流传,戏曲作品受到审美创造者和接受群体———读者(听众)的制约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时代意识。本文正是通过对后世戏曲中的李白题材作品全面系统的考证叙录,梳理其故事情节的渊源变化,反映出李白形象在后世的流传特点,从而揭示中国文化中李白接受史的内涵构成。     

包公故事在明代的发展和演变

包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于后世享有盛名，几乎老幼妇孺入人知晓。其主要原因是各式各样的故事传说使他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可以说今天一般人所知晓的包公根本不是历史上的包公，就连合肥包公词中所陈列的龙、虎、狗头三铡也是传说的产物。正因为这样，关于包公故事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就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课题。但是，学术界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元代杂剧中的包公戏上，对明、清两代包公故事的流传、演变较少注意。前辈学者胡适、赵景深虽曾有所勾勒①，但限于材料不多，深入不够。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包公故事的发展、演变略陈管见…     

八仙传说故事的文化底蕴探析

八仙传说故事由来已久,至明代中期定型为由汉钟离、吕洞宾、李铁拐、张果老、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何仙姑组成的神仙群体,其传说与流变具有复合型文化内涵。八仙故事属于道教文化,八仙的形成与元代全真教的兴盛及明代嘉靖时期崇信道教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八仙传说故事反映了对于"八"的数字崇拜和法宝崇拜意识。八仙在民间传说及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被人格化和个性化,成为各自具有独特面貌的典型形象。     

口头作品中的汗王形象与满族民间文学

满族在两千多年的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以文学艺术方面来说,除了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满族民间文学作品内容丰富而独特,有歌颂远祖创业英雄的,如始祖传说《天池仙女》,人物传说《七星真龙天子》,风物传说《三姓的传说》;有赞扬抵御外侮爱国主义的,如人物传说《康熙东巡的故事》和《萨布素将军的故事》,历史传说     

李白研究的硕果──郁贤皓《天上谪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论集》评介

西谚有“说不完的莎士比亚”之说,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庶几近之。长期以来,由于古代典籍中记载李白生平事迹既多错误,又掺杂不少神话传说故事,李白仿佛真是“天上滴仙人”,他在人世的情景给人以虚幻飘渺、神秘莫测之感,后人之视李白,犹窥云中神龙,见首不见其身,因此,研究李白,还其生平和作品以本来面目,仍为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郁贤皓教授自70年代后期,将李白作为研究课题之一,深感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李白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李白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而对李白生平和交游则缺乏认真深入的稽考,这就无法…     

李岩故事的起源及其研究意义

本文深入探讨了李岩问题出现在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社会心理背景，并阐述了对李岩故事起源进行研究对于了解明末清初社会历史的深刻意义。文中对一些常见的关于李岩的传说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指出一个出生于山东莱阳的名叫李岩的明朝地方官与李岩故事之间的关系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的流变情形光怪陆离。涂山神话作为最早的原型，对故事的影响力远不及稍晚的纯狐传说，后者艳邪的理念诱发出“狐妻害夫败家”的主流情节。随着士人文化逐渐发达，文人情趣的介入更为故事增添了新的风雅元素。故事丰厚的发展实绩里蕴藏着时代性的民俗与性别文化，其得失正为后代的同类者提供了重要借鉴。     

怎样探索传说故事的来源?——与顾颉刚先生商榷

《民间文学》1962年第三期上,刊登了顾颉刚先生的《我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一文。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但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把我国不少著名的传说故事,都说成是“发生在外国而流传到中国来的”,或是“把西方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大成问题的。顾先生在文章中具体提到了“悬圃”《救命池》、《西湖三塔记》、《偃师献倡者》、《板桥三娘子》、《中山狼传》等传说和故事,作为他的“外国传来”说的例证。究竟这些传说故事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觉得实有一辩的必要。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几个传说故事如何认识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民间文学研究中如何清除资产阶级民俗学的错误观点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问题。     

缠“面”之地——西安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为了让我爱上“面”，还是颇费了心思的，首先是在听觉上对我的引诱，一路上给讲了许多关于面的传说故事，谁叫我天生爱听故事呢，越听越想听，听着听着就迫不及待地想见见传说中的主角了——那些让人垂涎的面。     

一位中亚穆斯林笔下的中国传说故事与民间信仰

本文通过对16世纪初期前后,一位中亚穆斯林的来华旅行记中两处传说内容的分析考释,指出了它们的原型是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项橐故事和槃瓠传说,文中还揭示出该行记中对中国鬼神的描述实际上反映了明代社会中所流行的五通神信仰。这一研究既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该行记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上述传说故事与民间信仰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程度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