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者中心限制与行为者中心特权——谢弗勒“混合理论”述评

谢弗勒是美国当代重要的伦理学家。为回应威廉斯对后果主义破坏人的完整性异议，他提出了行为者中心限制和行为者特权的“混合理论”。这一理论前半部分强调行为者受到道义论的限制，从而不可能为了后果最大化好而做后果主义所要求的事；后半部分则认为人们可以追求行动最大化好的后果，但并不应把后果主义的原则应用到一切行为之中，同时认为，行为者有自己的特权，即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放大M倍来为自己辩护。谢弗勒的“混合理论”两个方面都受到批评，其实是一种对后果主义的有益改进。     

后果最大化与日常道德的限制

斯马特对于功利主义的后果定义的重新界定,从行为者中立的立场上提出后果事态最大化好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威廉斯指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后果最大化好的标准行事,则将导致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和人的异化。卡根指出,斯马特的行动后果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尊重日常道德的限制,日常道德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我们所做的不超出日常道德的限制。然而,卡根同时认为,日常道德与直觉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观点将后果主义与日常道德的要求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种改进了的后果主义。     

运气应得与公正

在人类历史上,以应得为基础的公正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理论。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末内格尔等人提出道德运气这一概念后,以应得为基础的公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政治哲学领域表现为精英主义与运气均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的对抗,而在个人层面的公正尤其是矫正正义方面,应得的公正是否仍然适用于受到运气影响的道德实践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将应得与过错行为建立联系来说明应得的公正应然适合于存在过错行为的运气性后果的损失分担,但是不适用于完全由运气造成的后果的损失分担。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动机后果主义与德性后果主义

后果主义是当代规范伦理学发展出的一种新型伦理学理论。然而，后果主义实际上是多种后果主义伦理学理论的统称，动机后果主义和德性后果主义就是其中的两种。动机后果主义认为，人的行动（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的后果起着决定性作用。亚当斯通过案例讨论了动机对于后果的复杂影响。德性后果主义则认为，人的德性品格对于行为好坏（善恶）起着关键性作用。德莱夫提出一种品德只有产生更多的善而不是恶时，这样的品德才是德性。动机后果主义与德性后果主义都注重从人作为行动者的内在方面来进行行动后果的起源追溯，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     

后果最大化及其异议

行动功利主义(又称行动后果主义)将行为后果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态,而且还把行为的正当与否或好与坏看成是其后果是否最大化好的后果,后果最大化追求是行动后果主义的显著特征。斯马特从全球视域提出了一个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彼得·辛格则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受到了人们持续的批评:首先,后果最大化作为一个比较概念,具有不可操作性的特点;其次,一个最重要的异议是完整性异议,对行为的最大化好的要求,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严苛性要求,认为履行这一要求必然破坏人的完整性。     

传统儒家文人价值观的颠覆性叙述--论才子佳人小说结局的设置

本文通过讨论才子佳人小说故事结局的设置,试图揭示它所隐含的一种个人享乐主义观念.本文认为,小说通过才子"辞官归隐"的结局处理,在淡化文人的社会责任、强化个人享乐之价值观念的同时,挑战了传统儒家文人的道德与价值观念.     

超越物种歧视主义

物种歧视主义指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的歧视.世界并非仅仅是为了人类而存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不应该以人类为极限;认为人类应纠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实际行为上做到平等地对待非人类存在物;提出可以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另一方面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性;以及倡导素食主义,改变人们吃肉的生活习惯来避免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深层生态学家应致力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深层的环保;并进而指出,<淮南子>自然整体主义世界观中,"无为"既是"道"的根本,也是其具体落实和表现,它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是对物种歧视主义的最彻底的超越.     

当代工程伦理规范的道德心理分析

以西方各职业社团的工程伦理章程为表现样态的当代工程伦理规范全面体现出现代道德哲学的本质特点,即伦理生活的基本要旨就在于遵守和服从各种道德责任(义务),而忽略了道德心理这一关键问题。规范把所有的道德话语都归结为关于"工程师应当……"的律令,以"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为最高准则,把工程行为者所有的道德心理都抽象地归结为对"应当"的服从和对"责任"的遵行。这一方面造成了工程行为者的盲目服从,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规范对工程行为者的影响,并造成其行动时的心理困惑。缺少对道德心理的关注将最终使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工程行为者的"责任"变得单调,行为主体的工程活动亦因此变得单薄、廉价而丧失意义。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多余性反对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要解决的是道德行为正当与否以及如何确定道德动机的问题,并为此提出了“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道德原则。批评者认为,无论是在判断道德正当与否,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上,斯坎伦的理论都是多余的,这就构成了对他的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这一反对包含程序性和动机性两种类型。然而,这种多余性反对并不能驳倒斯坎伦,因为批评者判断道德行为的正当与否和寻求道德动机的基础都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而斯坎伦的基础是个人自身的理由。从个人理由出发来理解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有助于理解某些行为正当与否的复杂理由,并且有助于确定行为的动机。因此,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