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律》中的“首犯”与“从犯”

《唐律》作为封建社会立法的典型代表,在其内部包含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仍具有生命力的刑事法律制度,共同犯罪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共同犯罪制度核心部分的“首犯“与“从犯”的类型可分为事前有预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预谋的共同犯罪。对于“首犯”和“从犯”的处罚一般遵从首犯处全罪,从犯减一等的原则,特殊的情况有相应的具体规定。     

明代的首犯与从犯

本文探讨明代首犯、从犯的基本特征 ,并从现代法理角度论证了古今规定的异同 ,详细探讨了明代首犯、从犯的认定及惩处原则 ,以揭示我国古代首犯、从犯制度的概貌。     

论《唐律》共犯制度对现行刑法的借鉴价值

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高峰时期,其相关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刑法理论中的共同犯罪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唐律》不仅在总则性的《名例》篇中规定了共同犯罪人的法定分类、共犯人的认定以及对共犯人的处罚,而且还在分则性的其余各篇中,针对特定罪名做了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处理原则和方式等的规定.为此,深入研究《唐律》对于完善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新刑法对共同犯罪之修订的成功与不足

对共同犯罪的概念和犯罪集团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对从犯和胁从犯的处罚原则以及胁从犯的成立条件进行合理完善是新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立法的主要成功之处.然而从逻辑角度来看把共同犯罪人分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四类违反了"分类标准要统一"和"子项不相容"的分类规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从法理和实践角度来看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原则又产生了"既枉又纵"的负效应.为此,应采取"并列兼递进"的共同犯罪人分类立法模式,并明定"对于主犯,应当从重处罚".     

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探析

《唐律》对共同犯罪作了细致、完备的规定,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对共同犯罪人以区分首从为原则,而且,将共犯与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犯罪还存在共谋共同正犯、事后共犯、陷害教唆等。     

主从犯认定的若干问题研究

认定主从犯是准确界定各共犯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前提。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区分主从犯的唯一标准;只有单一共犯人到案时,若共同犯罪事实难以全部查清,一般不宜认定主犯或者从犯,但确有证据证实其系从犯时,应当认定为从犯;实施望风行为的人是主犯还是从犯,得以具体犯罪事实为依据;单位共同犯罪中单位内部自然人可以区分主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开票人、受票人、介绍人是否构成共犯及如何区分主从犯应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双层区分制下帮助犯与主犯的关系辨正

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在犯罪进程中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对将帮助犯一概认定为从犯处罚的传统评价模式形成挑战。对此问题,"帮助犯主犯化"的归责路径具有理论依据与现实必要性。在我国双层区分制的犯罪参与体系下,应确立形式的正犯概念,正犯等同于实行犯但不等同于主犯。而且在双层区分制中,不同层次下的分类功能与评价标准不同,使正犯与主犯、帮助犯与从犯之间不成立一一对应关系,对于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应认定为作用分类中的主犯。此外,从解释论的角度也不应将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的"辅助作用"解释为"帮助作用"。贯通帮助犯通往主犯之路,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均大有裨益。     

论共同犯罪人的分工分类法

古今中外刑法对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归定纷繁复杂.如有的分为单独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有的分为一级主犯、事先从犯和事后从犯,有的则没有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本文主要结合中外不同法系的理论分类反思我国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以及提出如何完善对共同犯罪人分类.     

《唐律》与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

在将《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过失的内涵与处罚规定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唐律》关于过失的内涵规定缺乏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行刑法则规范合理;在处罚方面,《唐律》既有不可避免的封建特质,又有可供现行刑法借鉴之处。     

唐律谋杀罪理论体系形成考

先秦即已出现谋杀罪罪名,秦汉至隋的刑律中谋杀罪的罪名更为丰富,有谋杀人、使人杀人、牧杀、谋贼杀等罪名,对谋杀罪的罪名、罪状、定罪量刑的情节规定也趋于严密,在谋杀罪的流变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唐律谋杀罪理论的渊源。在此基础上,唐律对谋杀行为的主观心态、行为特征、主犯与从犯、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的量刑等区分都有了细致的规定,形成了严密的谋杀罪理论体系,为此后历代刑律所沿袭,影响深远。     

论“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我国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认识偏差以及司法技术方法有待提升和更新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处罚过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更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罚金,只判处附带民事赔偿,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刑事政策,实现了罚金刑的预防、制裁犯罪功能。     

“宽严相济”语境下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处罚适当与否,矫正的效果如何,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犯今后的前途,还会产生长远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超出处罚本身。目前,未成年犯监禁刑罚已显现出明显的弊端,笔者从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入手,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利于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对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及矫正中的相关问题。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之探讨

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未成年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刑典的有关规定,对争议颇大的从宽处罚、缓刑、累犯、附加刑、非刑罚处理等问题,进行严肃而又积极的探讨,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刑罚制度。     

想象竞合犯的批判与再认识

想象竞合犯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上的数罪、实质上的一罪,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形式上的数罪、科刑上的一罪,尽管存有差异,但两者都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它们是概念不清、逻辑矛盾的产物,都存在混淆概念、肢解犯罪构成或者是逻辑前后矛盾的问题.事实上,想象竞合犯并非形式上的数罪,而是实质上的数罪;对它的处断原则也不宜按照传统"从一重处",而应该数罪并罚.     

惩处对妇女实施暴力的行为刻不容缓

在现实中存在大量因家庭暴力严重损害妇女身心健康的事件,施暴者由于现行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制裁,而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愤而杀夫的妇女如何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法院同罪不同判"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不利于司法统一,也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大对妇女暴力实施者的惩处力度刻不容缓。     

刑罚再社会化功能新论

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是刑罚功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关于刑罚之于犯罪人功能的探讨观点众多,但均未指出作用实质。从绝大多数犯罪人从社会中来又回到社会中去的逻辑思考,刑罚应完成对犯罪人再社会化的使命,包括剥夺与限制、个别威慑、教育改造、个别鉴别和鼓励等"功能"只是实现对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具体方式而已。因此,将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定位为惩罚与再社会化,既非常必要,也更为科学。     

刑罚的人性化

人性化是刑罚理念中的一种价值取向，其基本蕴涵是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刑罚制度里面必须尊重的主体，弘扬人的主体价值、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以及对犯罪人的关怀为特质。刑罚，罚的是人的“罪行”而不是人本身，因此刑罚制度必须围绕人来建立。刑罚的初衰和目的、手段和方式、启动和裁量、执行和消灭，既要保护受害人利益，又要保护犯罪人作为人不应该在刑罚中失去的基本人权和人格权，最终使刑罚成为一种国家对犯罪人的强制性关怀。     

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

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逻辑上的合理结果。从而,无期徒刑在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死刑本身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精神的体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在适用第四十九条的基础上再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款来处罚,就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款相互限制、联系、区别,从最终结果看,二者中只会有一条被适用,不会也不应出现同时被适用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