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称李贺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只要“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自此，李贺诗“少理”几成定论。然而，李贺自有李贺的理，不在君臣理乱，不在美刺怨怼，而在生与死的美学沉思...     

李贺《雁门太守行》发覆

李贺《雁门太守行》发覆熊飞据唐代张固《幽闲鼓吹》记载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时吏部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夺压城城欲推，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由此可知《雁门太守行》乃李贺首至韩愈家中...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心肝未了人间春,庞眉尚作哦诗吟——李贺诗歌创作心理定势分析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 ,李贺的创作可谓独树一帜 ,其诗歌风格以冷奇幽艳著称 ,宋人曾以“鬼才”目之、“鬼仙”誉之 1。对于李贺的创作特色 ,前人已有充分认识 ,如杜牧所谓“鲸口去鳌掷 ,牛鬼蛇神 ,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2 。周紫芝所谓“李长吉语奇而入怪”3、王思任所谓“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 ,如此之美 ,幽冷溪刻”4 ,皆为中肯之论。李贺之所以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 ,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创作心理定势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后者恰恰是李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拟通过揭示李贺创作个性和创作心态的特点 ,进一…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谈楚令

令、周令及其变化令,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和范畴。《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曰:“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曰:“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甚确。《说文》“令,发号也”。段玉裁注曰:“‘号部’曰:号者,呼也。‘口部’曰:呼者,号也。发号者,发其号呼以使人也,是曰令。‘人部’曰:使者,令也。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令与命音义相通,《说文》“命,使也,从口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据此,是命、令同义,初指口之使人,以后则主     

教化与审美──也谈《论语》的诗学理论

作为一部内容庞杂、包容量极大的哲学著作，我们并没有期待孔子的《论语》会成为一部诗歌理论专论，但要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我们却不得不以《论语》为奠基之作。一般认为，《论语》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有十分重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辞达而已”说和“文质彬彬”说等。但如果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孔子主要是对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主要是以诗歌理论为其核心。霍松林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一书中就认为：“《论语》里多处提到‘文’、‘文章’…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之一

“骚雅命难达,江湖迹易孤。步兵虽嗜酒,倘亦恨穷途!”(96页,《忆弟》其二) 笺:“[步兵虽嗜酒]中道嗜酒善饮,宏道《觞政》评为:‘如狄青破昆仑关,以奇服众’。”按:理解诗意以误。袁中道少以才气任侠自负,但两兄已成进士,他连举人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谈艺录》辨正一则

王国维《杂感》诗：“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 钱钟书《谈艺录》第三则“王静安诗”云： “‘敷水条山’四字，亦疑节取放翁《东篱》诗： ‘每因清梦游敷水，自觉前身隐华山’，以平仄故，易‘华山’为‘条山’。然‘敷水华山’乃成语，唐于邺《题华山麻阳处士所居》即云：‘冰破听敷水，雪晴看华山。’”又，〔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引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之说，谓华山之“华”，不当为去声。又云：“《水经注》卷十…     

“车裂”试释

车裂,通常亦称“‘’或‘裂’,俗称五马分尸’,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即将人的头和四肢分别挂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见《辞海》1979年修订本）。这一解释值得商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尽得毒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这分明是说枭首后再车裂。可是无头之尸怎能用五马分之？很显然,用五马分尸来解释车裂于理不合。在古代文献中未见有用五马驾车做刑具来割裂人体的记载。《左传·桓公十八年》：“齐人杀子,而高渠弥。”注曰：“车裂曰。”这是关于车裂最早的记载。《说文解字》：“,车裂人也。…     

高阳说诗: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

《高阳说诗》是高阳的诗学代表作，曾获学术界很高评价。高阳说诗师法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这是传统诗歌考据学在现代的新发展。本文试图揭示高阳说诗与陈寅恪说诗的渊源关系，并试图通过两者之间貌同实异奇特关系的比较剖析，来探论诗歌考据学应有的学术方法、学术规范、学术性格及其现代型态。高阳私淑陈寅恪的直接证据，共有四条：（一）虽然，高阳写旧体诗的老师是“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学藩）先生，在《高阳说诗》（增订本）序中，也说过“我在诗上的一点浅薄功夫，无论是‘作’还是‘话’，都颇得周弃子先生的教益。”…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超越生命的羁绊——论李贺诗的超我意识兼及其意识构成

<正>唐代诗坛上出现过一个超绝尘寰、迥异常人的天才诗人。他是唐宗室的后裔,但家世早已衰落;他有“拿云”之志,却一生困顿沉郁;他大器早成,但疾病缠身,生命短促;他生如流星之迅忽,但他的诗却流芳千古,生命不息——他就是李贺,人们称之为“鬼才”的李贺。在李贺短促而充满痛苦和苦闷的一生中,他以其特有的灵智、特殊的精神状态创作了众多神奇瑰丽、异彩迸现的优秀诗歌,使中国诗坛激起了无边之涟漪,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长期以来,由于李贺的诗素有“奇而入怪”、“失于少理”、“虚荒诞幻”的实誉实毁之称,因而学术界仅注重了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旧唐书》勘误(十三)

卷一八六上《侯思止传》：“（思止）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认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元忠日：很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报利数较重。……奈何水风眠朱紫，亲行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抑教。’思止惊起惊作，曰：‘思止死罪，幸获中丞教。’引上床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时人效之，以为谈谑之资。”（4845页）按：“抑教”不词，当作“仰教”。《大唐新语》卷一二亦载此事，文字略同，“抑教”正作“仰教”。又《太平广记》卷二五八“侯思正”户正”盖“止”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