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富裕农民的生育意愿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角,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全州330万人口,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9.29%,面积2.4万平方公里.是一个“老、少、边、穷”的山区.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总是倾向于早婚多育.生育水平一直较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放宽,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群众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少数农民开始走上了富裕之路.1984年,总收入在五千元以上的农村富裕户、专业户,全州达3,470户,约占全州总农户的0.5%.人的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经济因素的支配.那么,这批先富起来的农民,在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其生育意愿又有了怎样的转变呢?为此.我们于1984年对其中的838户,进行了一次调查.虽然,他们并非鄂西农民生育意愿的全貌,但仍可窥见一斑.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试析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土地制度是否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以及它在影响人口增长的诸因素中所占有的份量。文章首先概述了集体化时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的模式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接着分析了1978年农村改革以后所实行的土地制度,由于只是将农民在集体生产队时期对集体土地的收益和福利均分权,显化为对土地的均分权,这样,土地公有刺激人口增长的机制继续保留。为了检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新制度安排对人口的影响,利用笔者对贵州省湄潭试验区的调查资料,揭示出这一制度对人口增加户、不变户和减少户的不同影响,以及它对降低农民生育愿意所起的作用。     

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

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公布以后,使用其有关数据,探索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对于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对于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新旧社会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差异变化和变化的原因,把握其特点和发展的趋势,不仅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独生子女户也有条件富裕起来——山东省章丘县绣惠公社调查

问题的提出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经济收入普遍增加。特别是人口多、劳力多的户,由于承包的责任田比较多,家庭副业搞得好,一年的收入一下子上升到几千元,有的甚至成了万元的冒尖户。因此,有些人就认为还是人多好,孩子少吃亏,对报名只生一个孩子发生了动摇。章丘县绣惠公社党委见事早、行动快,针对这种情况,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作出了支持独生子女户富裕起来的决定,并采取了具体措施。这时有人提出疑问:独生子女家庭人口少、劳力少,有条件富裕起来吗?那么多独生子     

农村计划生育与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

基于6个省1586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次序Logit模型,探讨农村计划生育、农村卫生事业、区域环境特征、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计划生育的两个因素中只有是否享受奖扶政策对农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是否受过超生惩罚对农民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卫生事业的两个因素,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后看病是否改善和医疗支出负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今后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中,政府应渐进增加农村公共事业支出比重,进一步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适当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加大对农村超生家庭的处罚力度,使惩罚标准与收入及财产相对应。     

抓好中心户 带领群众奔富路

抓好中心户带领群众奔富路李守耐辽宁省庄河市鞍子山乡温楼村是一个经济较为贫穷的小村，全村有８个自然屯，共设８个文化中心户，总人口１９５０人，其中育龄妇女４２６人。９年来，他们充分发挥文化中心户的带领、带头作用，大力发展养猪业，帮助农民搞好大田种植，靠转...     

农民通婚圈未超出25公里

<正> 社会学研究者最近对全国6省、市1,441户农民家庭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圈未超出25公里。农民择偶的范围84.71%不出县、56.98%不出乡、30%不出村。     

为乡亲踏踏实实干一生

我叫姜淑琴,是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窟窿山乡的计划生育助理员。我们窟窿山乡,位于河北省北部接坝深山区,冬季零下30多度,年平均气温只有6度。全乡有44个自然村,最大的村不过百十来户,最小的村只有几户。全乡4000多人居住在一条长达70华里面积为260多平方公里的山沟山岔里;冬季,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使我们一年有半年与冰雪为伴。至今,仍然是个贫困乡。 我今年45岁。     

引导农民走少生快富文明的道路

引导农民走少生快富文明的道路刘文耀福建省浦城县积极推广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引导农民走少生快富文明的道路。１９９４年，全县有１２４个行政村、７１００内农户开展了＂少生快富奔小康＂活动，涌现出４４个示范村、１９９２户示范户，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     

热线解忧难

婺源县人口计生委和卫生局联合出台《实施办法》，对农村计生家庭实行“三免四减半”医疗优惠政策，切实帮助婺源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鼓励农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这是继农村奖励扶助政策、农村二女户养老保险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又一新举措。     

农村专业户婚育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种田把式种粮田,能工巧匠搞专业”,部分农民从粮食种植业中转移出来,从事养殖、加工、建筑、经济作物种植、农副产品运销等行业——专业户问世了,且发展迅速。1985年底,全国农村共有专业户425万户。 专业户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脱贫致富的“领头羊”,经济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其婚育观念是否随之变化?如果有变化,是否趋于有利?对一般农户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众所瞩目,本文也谈些看法。     

明清文书档案反映的农民家庭规模

文章以明清部分文书档案为中心,对明清农民家庭规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遗存的明代户帖、黄册文书等展现了当时一些农民家庭人口构成的具体情况,其规模较小,户平均为5口左右。清代保甲烟户册显示的家庭人口规模大致与此相同。黄册底籍所载表明,小家庭占当时农村居住人户的绝大多数。     

湖北四县市34村农民离土方向的调查

1990年6—7月,我们在湖北省孝感市、潜江市、红安县、新洲县,利用农调队和农委的农村固定调查网点,对34个村庄340户农家,进行了1987—1990年6月的农民离土的现状调查。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推算,1987年湖北省大约有543.54—743.28万、1988年大约有593.43——805.22万、1989年大约574.48—769.     

认真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榕城镇是揭阳县城所在地,城乡经济交流十分活跃,流动人口较多。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上的开放和搞活,农民进城做工经商,不少农村妇女嫁入城镇,寄居和无固定户口人数增多,也有部分停产半停产的工厂职工,停薪保职、承包独自经营或外出谋生。人员流动,户口和居住地分离,以及职业的变化,出现了在计划生育上较难管理的“八户”(即承包户、个体户、单职户、保职户、开除户、无业户、空挂户、农嫁女户——农村嫁到城镇)。如去年,未登记户口的农嫁女户生育就多达292人,其中二     

浅谈农村“两户”的人口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正> 就目前涌现出的专业户、重点户来分析,它们在人口方面一般具有下列特征: 1.家庭人口较多据广东新会县1983年统计,该县的一批专业户、重点1户,平均每户人口为8.1人,约高出全县当时平均每户4.4人的1倍。其中,12人的有户,11人的有4户,9人的有4户,8人的有6户。为什么专业户、重点户一般都有较多的人口呢?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人口较多的家庭能够先成为专业户、重点户呢?这首先应以“两户”的特点和产生来分析。所谓“专业户”、“重点户”,从全国各地的情     

宋代福建人口问题

唐中叶以后,数量激增的人口对福建经济的发展曾经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仅有74467户,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增至467815户,增长了528％。在增加的户口中,北方移民占了大多数。他们不断涌入福建这一新开发区域,对于促进该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新疆民族混合家庭户的分布与构成

本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调研资料对新疆民族混合家庭户的分布与构成进行了描述：近年来混合户数量明显上升,并以民汉混合户增长更快;在全疆分布区域性差别较大,与当地的民族成份种类、城市化水平以及民族构成有关。同时,人口数量少的民族更易与其他民族组成混合家庭;同一宗教信仰的民族更易组成混合家庭,但回族例外。民汉混合户相对规模较小,结构简单。预计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多,主要表现为族际婚姻增多。     

影响我国各地区家庭规模的因素分析

<正> 一、引言家庭规模是指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居住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家庭中的人数。从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家庭小型化趋势日趋增强。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有4.41人,1987年为4.23人,1990年减小到3.96人,平均每年减小0.06人。从家庭规模的分布看,中国家庭以3—5人户为主;其中4人户最多,而且在不断增加;5人以上户所占比重则逐渐减少。     

“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研究--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需之策,新型城镇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农民集中居住行为及农民集中居住区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文章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个案,将其置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框架内,考察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民集中居住行为之行动逻辑及农民集中居住区之运行机制。首先,由于农民—国家关系延续使得实践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表现为“脱身不脱根”;其次,“脱身不脱根”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委员会“缺位”、业主委员会“缺场”及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使得农民与社区关系呈现“半嵌入”状态;最后,基于“无主体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概念,文章将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脱身不脱根”与“半嵌入”辩证作用的社区运作逻辑称之为“无主体半熟人社会”。     

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CGSS 2010的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已经实现乡城永久迁移,接近1/10的农民有乡城永久迁移意愿.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白领阶层农民已经永久迁移和有永久迁移意愿的比率均最高,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次之,农业劳动者阶层最低;主观阶层、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主观阶层等级越高,阶层流动预期越好的农民永久迁移意愿越高.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应改善蓝领阶层的生存环境、加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民进入白领阶层的渠道,以推进农民的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