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殖民对澳大利亚土著社会的破坏

1788年英国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建立罪犯流放地,从此打破土著在澳大利亚的宁静.为了夺取土地与资源,白人殖民者对土著进行剥夺、屠杀.殖民者带往澳大利亚的疾病与瘟疫(主要是天花和性病)也不断侵袭土著部落.这些导致澳大利亚土著人口锐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破坏.白人殖民对澳大利亚土著种族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     

宋代以来四川的人群变迁与辛味调料的改变

从移民史和辛味调料传播史来看,唐宋时期四川人嗜食大蒜,南宋后期因战乱四川人口锐减,导致嗜食大蒜的人口多不存在.此后人口增长缓慢曲折,经历了清康雍乾朝的"湖广填四川"才达到一定的人口数量.其间迁入湖广的移民尤其是宝庆府的移民将辣椒带入四川,四川人开始嗜食辣椒,而古老的食用花椒的习惯仍得以保存.     

论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特征

四川是清代中国变革最深刻、最复杂的省份之一。战争、疾病、虎患、疫病等种种天灾人祸使"天府之国"原有"土著"消亡殆尽,经济、政治、文化几近摧毁。清初以来,延续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重新构建了四川人口结构和新四川的地方性文化。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双重作用下,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神祇崇祀的人格化、务实性、世俗化、商业化倾向明显,神祇来源以本土神灵为主,兼容并蓄,信仰体系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同时存在。     

清前期四川农村政策与农业发展

清初四川省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清政府为恢复川省经济,在赋税、垦荒、土地产权及人口迁移等各方面实施了鼓励、扶持的倾斜政策,在这些特殊政策的刺激下,四川人口增长迅速,耕地面积扩大,自耕农大量出现,农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再现了"天府之国"的繁荣,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开发西部,发展农村经济无疑提供了重要借鉴。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 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 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 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 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 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 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四川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四川移民地名沿江及平原地区高于边远山区;四川移民省籍来源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空间距离的因素湖广籍占了约60%,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     

美国印第安人口下降原因初探

众所周知 ,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原住民 ,因此被称为“土著美国人”( Native Americans)。据统计 ,哥伦布涉足新大陆之前 ,在现今的美国领土上约有 5 0 0万印第安人 ;而到了 1 9世纪 90年代 ,印第安人口剧减至 2 5万。本文揭示出了印第安人口锐减的三个主要原因 ,即战争、欧洲疾病和酒之引入、强制性迁徙和奴役。     

甲午析木城之战探微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军在辽东半岛上进行多次陆战,其中析木城之战是清军保卫海城,日军进攻海城的关键一仗.清军在经过激战后撤走,日军取胜.此战日军以指挥统一,互相配合,武器精良等原因取胜.而清军虽来自各部,互不统属,没能协同作战,是败走主因,却不能因此简单地说清军"毫无战斗力","军纪荡然",也不应该称丰升阿、聂桂林"闻风即溃,骚扰不堪".对清军作战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澳大利亚土著保护政策评述

澳大利亚土著保护试验始于19世纪30年代.随着殖民过程的完成,19世纪6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州、领地)相继颁布法律,建立土著保留地或布道所,任命土著保护官或组建保护委员会,救济和控制土著居民,全面确立土著保护政策.保护政策是在土著“注定灭绝”的观念下实施的,其目的在于试图将土著隔离在保留地或布道所,任其自行消亡.然而,人们期待中的土著灭绝不仅没有发生,土著人口反而不断增加.这迫使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改变土著政策,逐步实施文化同化.但是,保护政策时期所确立的土著管理方式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论元明清三峡地区的移民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人口是区域文化特性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基础要素.元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等因素影响,导致人口锐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成为该区域人口恢复和增长的主要因素.移民出现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各亚文化发展至清中叶后期,逐渐融汇一体,对三峡区域文化的序列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

闽粤赣客家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入蜀并把客家方言带到了四川,历经三百年后,在成都、隆昌、西昌、仪陇几地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客家方言。四川各地的客家人不只使用客家方言,还使用当地的官话,使用双方言进行交际是四川客家人比较普遍的语言生活方式。从对调查问卷的分析看出,四川客家人的聚居方式、语言态度与语言习惯、通婚方式等因素对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都带来了影响,但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有发生转用四川官话的趋势。     

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向楚传略

向楚,字先乔（仙樵）,号觚翁（1877—1961）,生于四川巴县,著名文史学家。先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多年,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校长,对成都地区各高校的发展壮大贡献良多,晚年任《巴县志》总纂。《巴县志》成书25卷,不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而且在国外图书馆都有珍藏,是研究蜀地风俗历史的必读材料。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朱之锡治河

清初河患异常严重,清承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朱之锡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他在任期间提出了具体的治河措施并加以实施,使河患得以减轻。朱之锡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死后被沿河百姓称为河神。     

清前期西北战时军需牲畜供应体系探讨——以平准战争中运粮牲畜供应为例

为保证平准战争中的军粮运输，清政府十分重视运粮牲畜供应。在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直接调拨。康熙末年，为解决运粮牲畜不足问题，清政府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军需转输地或西北前线设立专用牧场，牧放和孳生牲畜，以供调配。此外，清政府还通过采买、雇用或租借、官民捐献、由运粮者自行筹备等渠道来保证运粮牲畜的供应。总体来看，平准战争中清军运粮牲畜来源渠道呈现多样化，供应效果较为理想，但不同阶段供应侧重不同。平准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为此后清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发展官营畜牧业提供了借鉴经验。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鸦片战争中清军临阵溃逃原因研究——以虎门战役为例

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清军大规模临阵溃逃,毫无战斗力却是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试图从军事纪律、军队风气、将领、士兵心理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清兵临阵溃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