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湖南绅士

近代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曾国藩纠合失意绅士而组合成的湘军跨越省界,铁蹄所及“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①不仅造就了下层绅士以军功显赫于世,而且也造就了大批军功绅士,从而突破了“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惯例,导致了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吾湖南绅士之权力,其强盛实在诸行省之上”②的特殊现象。一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在民族迁移、融合的变迁过程中,由于湖南一直远离全国的政治…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反洋教运动

近代湖南绅士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对儒家文化怀有特殊的感情 ,加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 ,更加滋长了湖南绅士卫道仇教的心态 ,使得湖南的反洋教运动此伏彼起 ,连绵不断。本文从全局的高度概述了湖南绅士反洋教运动的基本情况 ,分析了造成湖南绅士仇夷反教的内外因素     

浅析晚清湖南绅士的几个特征

晚清以来,在籍绅士是湖南的一支特权社会势力,在湖南社会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南绅士的思想行为矛盾而复杂,但总体上说,具有爱国情怀、保守性、卫道性、变通性等特征。     

论近代湖南绅士政治倾向的变迁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倾向受湖湘文化的影响甚大,在风云激荡的近代社会,湖南绅士的政治倾向经过了一个由保守到激进,由激进到多元的变迁过程。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交织着新与旧、退与进、变用与变体、改良与革命的激烈斗争,从而使湖南的政治显现出时好时坏,波澜迭起的不稳定局面,中国近代社会呈现出一个复杂多变的奇特景观。一湖南地处内陆,地理氛围迥异于江浙与岭南之地,故其儒生人格的构成与沐浴于滔滔文风之中的沿海区域士人相比,更具有某些刻厉内忍的内陆特征。自宋代理学根植于湖南这片土地,并被弘扬光大之后,湖南士人就很难从“正统”的理…     

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

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远远超出了同道中人,既受到了保守人士的贬斥,又受到了开明人士的赞许。晚年的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退隐之后的郭嵩焘完成了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的转化,开始担当绅士的职责,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无意识地强化湖南绅士保守心态的负面举措,更有在与官绅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绅士的传统观念,启发民智,开通社会风气的善意之举,对以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

绅士是清代特别是晚清湖南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湖广分省增加了湖南生员的数额,而晚清湘军的崛起使通过军功和捐输取得功名成为乡绅的人数剧增,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社会的庞大群体。清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乡村政权的建立、国家对地方公共事业的干预以及宗族势力的瓦解,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士绅通过创办或接受新式教育、参与地方自治等公共事务、兴办近代企业等途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立宪的广泛社会基础,并影响了湖南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局。     

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

阶级分化是社会历史运动中较深层次的变动。世界历史向近代社会转变,无例外地发生剧烈的阶级分化。在近代中国,首先走向大分化的是绅士阶层。那末,何谓绅士? 绅士所指范围可以说是相当广泛的。作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绅士,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不是现任官,而属于相反的“民”。二,获得一种不同于平民的,为封建制度所     

论近代绅士的结构分层和社会属性

在近代社会中 ,绅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比之于其他社会群体 ,其内部的结构分层更为复杂。绅士是由一个多层面粘结而成的聚合体 ,连接这个聚合体的链条是科举造就的功名和身分 ,而捐纳、保举和军功所获得的身分和职衔使绅士群体显露出多极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趋势。近代绅士既与封建官僚、知识阶层和封建地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又有着其内在的区别。绅士是介于官、民之间的特权阶层 ,是“跨在民众肩上的骑士”     

试论晚清时期绅士阶层的分化

晚清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传统绅士阶层的剧烈变动,标志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重要历史变迁.文章着重阐述了晚清绅士阶层的分化与流向的主要表现、特点、影响和作用等方面的内容.     

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历史贡献

开明士绅是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对根据地建设颇有帮助,而且在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开明士绅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     

沈从文与熊希龄及近代湘西边地士绅文化传统

作为湘西边地的近代文化精英,熊希龄和沈从文都是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的湖湘文化朴素精神之代表。这两个湘西凤凰人有着颇有意味的历史交集,一方面熊希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和影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和文学道路,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熊希龄所代表的士绅文化传统有一个认知的嬗变过程,从湘西时期的逃离到北漂时期的排斥,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重新审视。沈从文与熊希龄的历史交集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湘西边地文化精英们向外探求和突围的艰辛历史轨迹。     

山东丁戊奇荒中的博弈

有四股力量参与山东丁戊奇荒赈灾,分别是传教士、官府、本地士绅和江南士绅。他们运用各自的资本,在东赈这个舞台上展开博弈。从权力的视角来看东赈场域,可以看到四股力量多元平衡的格局,从文化视角看东赈场域,可以看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既对立冲突又相互合作的格局。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论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乡土性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按“三个代表”思想对湖南近代历史进行矢量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动员的乡土性决定着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与败。     

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水师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湘军陆师在前期的主力是塔齐布、罗泽南，在后期为曾国荃、鲍超。陆师始终必须与水师配合才能建立战功。而水师则始终均以杨载福、彭玉麟为主力。考察湘军水师于是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课题。     

晚清自治时期上海街头的警民冲突

晚清自治时期,自治官绅从租界引进了不少西方近代城市管理措施,以加强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干预。但是,长期养成的旧习惯肯定非一日之功可以改变。于是,当租界当局、老城厢的自治士绅以警察强力推行新的行为规则时,国人仍以习惯行事,在租界街头就首先出现了居民与租界巡捕之间的暴力冲突;数十年后,曾经发生在租界街头的冲突又在老城厢重演,并成为当时老城厢居民生活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在近代上海,不管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租界街头的警民冲突,还是20世纪初在老城厢上演的街头闹剧,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前近代与近代城市生活的差异,说明中国城市居民要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改变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重新调适个人行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中,相对革命、立宪所导致的社会冲突而言,发生在人们生活领域中的冲突应该更能反映社会的变迁。     

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