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南阳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图”考

<正> 南阳汉墓中的伏羲女娲石刻画像,无论是表达什么意图或愿望的,都为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的形体。这些人兽相混的图画,实为原始图腾形象在汉画中的遗留,是汉代人意识中潜在的原始图腾观念的折射。人首蛇(龙)身的伏羲女娲被普遍地刻画在南阳汉墓之中,既表现了汉代人意识中对自己以蛇(龙)为“图腾”的祖先的崇拜与敬仰,也反映出了汉代人崇敬人类祖先的目的与愿望,是我们研究汉代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料。     

浅谈汉画像石与汉代“天人合一”思想

作为中华民族刻画艺术的瑰宝,汉代画像石以其丰富的内容、鲜明的风格向世人深刻地展示了汉代人粗犷豪放、充满活力的民族精神。汉画像石何以有如此雄浑博大之风,各家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单就其思想根源而言,汉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对此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影响。1在两汉,人们认为:人的行为的好与坏天都会有所感应,并降下祥瑞或灾异以告知人类;而天人感应的基础是天与人是同源、同构、合一的,天与人是同类。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深深地渗透进当时汉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他们死后的生存空间———墓葬中也表露无遗。汉画像石作为构筑…     

困惑·思考·超越——评周大新的《走出盆地》及其它

<正> 南阳地处伏牛山,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大自然的天成之力使南阳形成了一个不大的盆地结构,这也使南阳人生来就有一种“封闭思想”和“盆地意识”(据人们都这么说),乡土观念较浓,这也算是“恋母情结”的另一种解释吧.近几年来,“走出盆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时常挂在南阳人的口头上,否定盆地人的“盆地意识”也成为衡量一个南阳人是否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思维的尺度和标准.然而,对于旧观念     

论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五常”的形成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范畴,这一概念经历了先秦孕育至汉代形成的过程,在汉代又有“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的过程,即“仁、义、礼、智、信”孕育时,由“天道”下落、内收到“人道”,后又经过董仲舒的神秘化、扬雄的道德化和《白虎通》的法典化,形成了以“天命”言天下国家的特色。     

六艺的依附者与保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评说

本文首先清理“原儒”的问题，扼要评述了现代人和汉代人有关“儒”及“儒林”含义的主要观点，论证了“儒林列传”为“通经博士列传”，“通经名家或专家列传”。其次，通过分析《儒林列传序》，阐明儒林和六艺的共生体关系。第三，总结司马迁“以经系人”的独特写法，按照《五经》顺序，逐一评说《儒林列传》正文中那些有特别意义的人和事。最后，简要回顾汉代儒林传经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得出汉代儒林既是六艺的依附者又是六艺的保护者这一结论。     

政平讼理：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循吏司法及其现代启示——以汉代为中心

循吏是指“奉法循理”之吏,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亦官亦师”的角色,承担着“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重使命。司法是循吏在国家治理中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广泛体现在“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项活动之中。循吏司法不仅是理讼的过程,也是教化甚至养民的过程。汉代是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循吏的司法实践以“无讼”为价值追求,在理讼过程中多以“教化”为具体手段,注重把“国法”和“人情”结合起来,体现出“奉法循理”的风格,以此达到政平讼理的效果,实现以德化民的目的。汉代循吏司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律传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共同治理,是“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传统借鉴。     

对《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加”字的释义

《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有一句话:“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此句中的“加”字,自汉代以来就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加”字是“凌辱、驾凌”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施加、施与”的意思.通过考证,我们认为“加”字释义为“凌辱、驾凌”更为符合《论语》中该句的原意.     

汉代辞赋之铺采与写志——色彩与情感

本文将图像学中的色彩和情感与汉代辞赋中“铺采”“写志”相结合,借助同时期美术作品的色彩构成和色彩美学原理,对《楚辞》色彩语言的三大色彩基调与情感的寄托、汉代辞赋色彩语言的色彩构成和与之对应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认为汉代辞赋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高明度、高纯度“五采”和中华“五色”的摹仿和表现性特征,以传达大一统多民族汉王朝时期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意识的责任、个人情怀和升仙等观念,这不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色彩与情感的表达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是中华色彩基因谱系和民族心理情感特征形成的关键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楚歌·乐府·古诗(续)——汉诗发展的道路

五 诗与歌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就像鸟需要啼鸣、兽需要号叫一样。人谁都追求生活的幸福,而其实永远在挣扎。人遭受鞭笞就必然叫喊—一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遭受鞭笞而不许叫喊或不能叫喊——生活天天都在对人进行鞭笞,如此人生就需要歌唱。“大凡物不得其平也则鸣”,“诗穷而后工”,这些格言,说穿了无非是这一残酷的现实。诗总是先来自民间,然后转入文人。我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叙述汉代的民间乐府,汉代的文人是怎样探索他们自己的路呢?汉初人们娴习楚歌,于此楚歌在西汉之初的诗苑中支撑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去模仿雅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是其中的代表。《安世房     

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汉代官方舆论收集机制

两汉政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意,形成了一套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信息收集系统,包括天子求言与百官进谏、朝议、吏民上书、使者采风、倾听民意等制度,既吸收了由所谓“进善之旌”、“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等构成的古制的合理性内核,又摆脱了古制富于理想色彩、适合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它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崭新背景为平台,以现实政治实践为基础,因而更具可操作性,为两汉统治集团及时掌握行政信息、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汉代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意识。但是这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专制制度本身又是限制甚至阻碍这一系统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因此汉代下情上达之途仍然不够通畅。     

从“有无之辨”看儒玄思维方式的转化

对“有”、“无”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玄学看待宇宙万物的态度与方法。从“贵无”、“崇有”到“独化”,玄学形成了一套与汉代经学推衍模式不同的内向式抽象思维的方法,突破了汉代以来儒学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宇宙间架,转而透过万物的外在表象探索其本质。虽然玄学在理论发展完成的过程中就已埋下了自我消解的种子,但其内向探寻本质的思维方式拓展了人们的思想空间与维度,仍有积极的意义。     

神力·神职·神祇?--汉代“高禖”图像考辨

“高禖”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他是中国历代官民共祭的重要神祇。“高禖”在商周时期是一种掌管生育的“自然神力”,在汉代演变为掌管生育的“神职”,任职者曾为女娲、西王母或伏羲。东汉时期,随着“高禖”的男性化进程,“高禖”逐渐脱离与其他神祇的关联,成为民众所认可的独立的神祇。汉代“高禖”图式是“高禖”神祇身份在汉代确立的依据,并以图像的方式反映了洪水过后存世的人类始祖在“高禖”指引下结合繁衍人类的原始神话,表达了民众求子祈福的愿望。     

宗白华中西空间意识比较论述评

中西两种不同的空间意识与双方迥然有别的观照法密切相关 ,宗白华先生对中西空间意识的比较研究迄今无人可与之比肩。建基于“人与世界对立”哲学的西方人的空间意识 ,固守着心物截然两分的观照立场 ,因而形成的是静止的、几何式的、“一远”境界的透视空间 ;而建于“天人合一”哲学的中国人的空间意识 ,独独青睐“俯仰往还、远近取与”的流动照法 ,因而形成的是虚灵的、音乐化了的、“三远”境界的艺术空间     

湮没·幻灭·生长——《创业史》女性意识解读

以宏大叙事为主旋律的《创业史》中也隐含着女性的低语。本文在细读与梁生宝相关联的几位女性的经历与命运之后,梳理出女性意识的三种存在方式:从童养媳女性意识的湮没、赵素芳女性意识的幻灭到徐改霞女性意识的生长。并借此返观梁生宝的人格缺陷和作者的矛盾心态,提出新社会中“人”的全面解放的命题。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论汉代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作为载体,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等属于人生理念的一些东西。它是文学自身显示出的精神品格。“人”的追求、“文”的风格所形成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就是该时代的文学精神。汉代文学精神可概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精神,为“大汉”立功、立德的事功精神,尊古通变的包容和创新精神以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汉代文学形成质实古朴、雄浑闳丽的风格特征。汉代文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汉民族形成初期民族精神的一种显现。它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