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试谈诗歌中的议论

诗歌能不能议论,这个问题在我国的诗史上,历来就有争议。反对者声称:“作诗切忌议论,此最易近腐,近絮,近学究”,“易入陈腐散漫轻滑”。(清方东树《昭昧詹言》)赞成者则认为,诗歌并不排斥议论,“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李贺诗注疏纠谬——以李诗生命意识的"睹木兴叹"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

生命意识是李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多种表达范式,“睹木兴叹”就是其中的一种。前人由于对李诗生命意识及其这一表达范式缺乏足够了解,在注疏李贺诗歌时往往违背了诗人本意。文章以“睹木兴叹”这一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对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贺诗歌集注》、叶葱奇《李贺诗集》三家注疏中的不妥之处作举例纠正。     

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

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于唐诗与宋诗的区别，历来已有定评。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取胜；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见长。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     

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

“后新诗潮”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寻找对于这些现象的更清晰的解释。例如我们经常议论的“后新诗潮”的几个重要特征———否定传统“诗美”,拒斥传统“诗意”,标举诗歌的平民化、大众化和日常生活化,这些现象究竟该作怎样的理解呢?人们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与西方先锋派艺术取向,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旨趣的紧密联系,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却不能说是揭示了这一思潮背后的更为复杂的文化因素。我们今天读到了孟浪这样的“大海”:“大海把身子扭来扭去／大海从来不是一个好的舞蹈家／但很爱表演”“没有人…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     

研究诗歌的“艺术”——读袁行霈教授新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何谓研究诗歌的“艺术”?是一门“艺术”,其内容是诗歌研究?还是一种“研究”,其对象是诗歌艺术?单看题目,意义是含混的。如果没有具体的“语境”,上述两种推测似乎可以并行不悖,因为汉语的语言规则允许这两种解释同时存在。也许副标题会透露一点信息,让读者猜想这是一篇评论诗歌艺术“研究”的文章,但达也仍然不能排除下述可能,即本文作者在这一“研究”中确实发现了一种出色的科学研究“艺     

宋诗理趣漫论

对于宋诗,明清时即有以其“主理”而发的微辞。如明人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空同集·缶音序》)清初吴乔又说:“唐诗主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人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围炉诗话》卷二)然而,诗歌与理并非完全背驰的。就是上述李梦阳之语,不是也承认“诗何尝无理”么?他是不要“专作理语”罢了;清人沈德潜也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啐语》六十三)宋诗中确乎有直接说理与不带情韵的议论者,缺乏诗的意境,无疑不足取。但宋诗中含“理”的篇什更有不少是富于“理趣”的,这“理趣”是宋诗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课题。     

“怨”和文学琐谈——读钱锺书先生文有感

近日拜读了钱钟书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的文章《诗可以怨》。钱先生的大作旁征博引,议论横生,读后获益不浅。且因受到此文的启发,产生了一些感想,虽不过是一些固陋之见,但愿意说出来,就正于钱先生和其他同志。钱先生的文章,从中外文学史中举出大量事例,论述了“怨”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的确,文学史上表现“怨”的诗歌占了很大的数量,而且其中有很多好的作品。不仅诗歌如     

试论王安石诗歌中的“空灵”诗境特征

儒释道文化兼容并包,经历坎坷、创作颇丰的王安石,其诗歌中蕴含的“空灵”诗境,呈现出超脱尘世、万物一空的禅境特征,具有静淡中显灵动气韵、融自然与主观于空灵、以议论喻托之法显空灵、蕴理于空灵的特征。探究这些特征在诗歌中的呈现方式,将有利于加深对其诗歌中“空灵”诗境的理解。     

议论:报告文学的议论

报告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它的议论性。高尔基和波特伏依早就指出过,为什么小说、戏剧、诗歌也可以议论,却未形成特性,而报告文学则不仅允许议论,还将这作为文体的规定特征,并予以鼓励与提倡呢?原因大概有这几点:①报告文学是由新闻脱胎而来,还带有明显的新闻性或准新闻性,所以新闻所要求的鲜明的政治性和较高的思想透明度,它也应该具备;②报告文学要求材料的真实,作者对笔下的人物、事件、生活图景都不能虚构与任意想象,所以无法将自己的思想倾向融汇到经过概括加工的典型化的环境与形象中去,它是在“显示生活”而不是只“叙述生活”(巴克语)。明确些说,小     

要教会学生变向分析和多向分析——浅谈议论文立论的思路开拓

立意是文章的命脉。王夫之亦云:“无论诗歌或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写好议论文,较高或较新的立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题目、对材料进行综合思考(即“全方位思考”),深入开掘,善于发现事物的矛盾,从而提炼出富有启发意味的新颖深刻的议论中心。     

浅谈宋代诗歌中的说理

宋代诗歌的特点是 :在表现方法上“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 ,在内容上有较多的说理。一般有直接说理 ,就事说理 ,即景说理 ,寓理于景等几种方法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中国诗歌翻译理论漫评

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起步很晚,至今尚属草创阶段,始终没有出现象文学翻译理论中严复所标的“信”、“达”、“雅”那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自1922年茅盾的第一篇讨论诗歌翻译的专文(《译诗的一些意见》)发表算起,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也已经有着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但这六十多年来的进步堪称缓慢。诗歌翻译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无非是从文学翻译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如“直译”、“意译”说,“传神”说等,诗歌翻译还缺乏自身的理论。只是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诗歌译本的大量涌现,又掀起了一股诗歌翻译理论的热潮。但这股热潮没有结出丰硕     

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及其“特殊武器”--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管窥休姆的诗学观

托马斯·厄内斯特·休姆是英美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但由于学术界对其思想体系特别是诗学观认识不足等原因,致使休姆未能享有其应有的“先锋地位”。休姆的诗学文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因为这篇文章暗含休姆主要的诗学思想。因而,解析休姆在这篇文章中所阐明的诗学观：一方面,他预言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并表明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他还阐明了“联想”这一古典主义诗歌复兴的“特殊武器”,优于“想象”的原因。笔者希望这一解读有助于宏观把握休姆的诗学观,对确立其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之先锋地位亦极具意义。     

《岁寒堂诗话》的贡献与局限性

《岁寒堂诗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 ,将“咏物”与“言志”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思无邪”说不仅涉及诗歌内容而且强调诗歌语言的朴实无华 ,部分地摆脱了功利思想而上升到审美层面。此外 ,该诗话对苏轼、黄庭坚之用事、用韵、“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以及江西诗派之“预设法式”等深为不满。同时 ,该诗话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全盘否定苏、黄以及对苏、黄不加区分等     

再现诗歌之美－评《钗头凤》的两种译文

“忠实”是翻译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 ,这应用于诗歌翻译 ,就应在译文中忠实地再现原文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以此为标准 ,本文将比较陆游名词《钗头凤》的两种译文。从而证明诗歌翻译虽不易 ,但的确可以产生好的译作。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