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盟"一大"纲领中的宪政模式--中西宪政模式比较研究

中间党派在1945年10月民盟"一大"纲领中设计出一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所谓"中国型"的宪政模式,就是中间党派吸收了西方宪政中政治民主的内容后,又注入了经济民主的内容。这是中间党派在中国宪政史上为中国设计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宪政模式,但有关这一宪政模式的研究,目前史学界几乎无人涉足。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间党派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与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进行系统比较,旨在说明中间党派所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的特质是: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与民盟的民主奋斗

辛亥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和骨干不少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和民主精神的熏陶,辛亥革命失败后这些领导人和骨干仍顽强地追求辛亥革命的民主传统和民主目标,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并在强权压迫下努力奋斗。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没有结合国情,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左舜生与民盟之间的离合评析

民盟是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第三种力量,在抗战救国与民主宪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合”意指左舜生是民盟重要的发起者、筹办者、早期实际领导者,也是民盟早期重要活动的参与者,他为抗战胜利、民主宪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离”则是抗战胜利后左舜生背信弃义,为了一党私利,率领青年党公然退盟,支持国民党反共内战,是彻底反动的。左舜生与民盟之间离合彰显了他由“左转”向“右转”的政治心路历程,其动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     

辛亥革命与民盟反专制的政党政治斗争

辛亥革命的重大内容之一就是以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去反对专制统治,国民党宋教仁发起的颇具声势的政党政治奋斗就是其中的典型。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早期领导人经历了这次大革命政党政治的洗礼,民主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对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为了实现民主政党政治,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最后却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和解散。历史证明,西式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     

试述建国前民盟对苏联的态度变化:以对美态度为参照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社会政治中一支较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没有武装力量为后盾的一支民主力量,民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影响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发展状态,除了在国内进行争取国共进一步合作的努力外,在对外政策上,民盟根据各国对华的态度变化,并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表明了不同的态度倾向。在将民盟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态度加以比较后,我们不难看出,民盟在对外政策取向上是逐渐由亲美向亲苏的方向转变的。本文还试图对其变化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抗战时期曾琦的民主宪政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民主宪政运动发展最快的阶段,曾琦在这一时期通过实践活动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民主宪政主张,从而为这一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团结抗日、争取政治民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本文论述了抗战期间中共与民主宪政运动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共不仅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保证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牢牢抓住宪政这面旗帜，团结、教育和锻炼民主力量，形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多方位冲击，为后来中国政治的进步打下了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策的提出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它的提出,既是对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一种政治呼应,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政治在认识与实践上的一个新发展.     

二战后民盟政治构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建立民主国家的政治构想,并在实现这一构想的实践中,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民盟的战后政治构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序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一书将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在沈钧儒研究中不失为颇具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举动。作者帮助读者"知人",也在尽力论世,指出,西方原创性的宪政传统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宪政民主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不同的文化范式与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历史上的两个“民革”

对历史上存在的两个“民革”进行了辨别 ,尤其对历史上存在过、现在已不存在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一政治组织进行了考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     

浅析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

作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形态——“三三制”政权,在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及在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建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团结了抗日力量,改善了中共对政权的领导,加强了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推动了全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中西宪政本土资源的比较分析

宪政发端于西欧,伴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在全球的蔓延,并成为衡量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尺度。由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体制以及文化差异,宪政运动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作为有着几千年华夏文明儒家传统的中国,引入宪政观念不过百年,其间曾有过宪政的光芒,然而传统与时局的力量使得宪政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笔者试图从地缘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方的宪政化的本土资源方面作为比较分析,从而析出根植于我们的制度层次面下的一些深层的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本土因素。     

论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反映。罗尔斯所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政治正义原则,寻求在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条件下建立最起码的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对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政思想的价值范畴、寻找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真理式的理论支撑。     

"期成宪草"探微--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

1940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简称"期成宪草")的提出,是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立宪并举,借鉴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首次尝试.本文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阐明"期成宪草"于当时必然流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文章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行宪之艰难,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团结各民主党派,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民主宪政的斗争历程.     

大正时期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在“天皇机关说”与“民本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大正民主运动向藩阀专制发起前所未有的攻击，提出了“拥护宪政”的口号。以“大正政变”为起点的反对专制主义和扩军备战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序幕。由于大正天皇对政治体制的控制相对宽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推动下，民主自由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等相继而起，打破了藩阀势力独占政治阵地的局面。大正民主运动作为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从实现“建立政党内阁”与“推行普选制度”两大政治课题的方面来说，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软弱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护宪三派”组成的政党内阁未能对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机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日本仍旧在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

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摧毁了皇帝制度 ,否定了君主立宪 ,初步建立起三权分立、国会、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等近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和程序。袁世凯死后 ,《临时约法》恢复 ,国会恢复和重选 ,共和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仍按规定运行 ,故不能认为《临时约法》连同民主共和政体成为光辉的史迹。 2 0世纪上半叶的“制宪救国论”、“人权派”、“民主宪政运动” ,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并未因辛亥革命结束而终结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