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论“思无邪”与儒家的政教价值

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取用《鲁颂·马冋》篇中的“思无邪”一言以蔽三百篇,从而确立了《诗》的价值基调。“思无邪”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礼乐的崩坏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礼乐旧制,但迫于儒士身份和现实困境,他将诗、礼、乐转化成与个体修身有关的道德命题。在正道失序的现实背景下,先秦儒家将中正无邪的价值诉求植入到诗、乐之教中,以此来维护诗和礼乐的纯正性。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乐教而非诗教的人生之境艺术观——孔子美学思想再思考

本文论述三方面的问题(一)孔子诗教艺术观不成立,乐教观才真正构成其艺术观。1.孔子对《诗经》具体诗句采取断章取义式阐释策略,是把《诗经》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符号来看待,“兴观群怨”说是对以《诗经》为媒介符号的组织传播功能的表述。2.诗乐不分,孔子对《诗经》“思无邪”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篇章《关雎》的评论,是在音乐意义上进行的。3．《论语》中记载有大量的孔子音乐实践活动和音乐鉴赏活动。(二)孔子乐教观的审美指向是人生之境,即对个体生命人格的形成与超越作用,这得益于他对中国古代乐教的继承和对乐的精神的新发现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是审美人格完成的圆融境界;2．“五十知天命”把“知”作为实现审美超越的关键,“知”中蕴涵对人生终极意义和现实生命意义的认知。(三)孔子美学思想两层面1．命成思想及其人生实践构成孔子的审美超越理论;2．尽善尽美表达的是孔子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思想和对艺术境界的某种规定性。     

孔子制度丛考二题

从文学制度层面来重新审察孔子的生平与言行,发掘孔子《诗》说“思无邪”、“可以兴”等命题的文学内涵。“思无邪”是说不让《诗》受新声溺音的浸染,确保其德义不至流向淫邪。“可以兴”显示了晚周用象形制的变化,《诗》中的起兴物朝着两个方向分化,一则进如晚周诸子述学的观念世界里,一则进到晚周名物训释的博物之学中。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     

孔子《诗》“无邪”说及其文化意义

孔子论《诗》,曰:“思无邪”;曰:“郑声淫”,由此而造成千古悬疑。笔者认为,“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精神方向的总体把握,“郑声淫”则是这种把握的侧面补充,二者体现的皆是孔子“从周”的社会理想和美善统一的审美原则。     

中国新诗与传统诗词的整合

中国诗有最悠久的历史，《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那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创作，不是个人作品。原作者多是北方的民间诗人，而又绝不止三百首，且有调三千多首者。孔子依其好恶而删诗书，因此《诗经》只留下三百零五首；再经散失五首，故《诗经》仅留下三百首。而这三百首又是怎样的诗呢？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如果不是孔夫子以诗言教的主观意识太强，中国诗的内容一定更加丰富，更加多采多姿。所以严格说来，孔子删诗，是中国先民诗歌的一大损失，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大戕客。他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用意虽然很好…     

孔子“思无邪”新探

本文从历史和文字学的角度论证与考释了孔子“思无邪”的原意,认为“思无邪”之“思”为语辞,而“无邪”还是《诗·鲁颂·马冂口》的“无边”之义,“思无邪”应是指《诗经》内容广阔无边,包罗万象的意思。而把论《诗经》内容的丰富之意附会成孔子的论诗标准,实在是一种尊孔心态的扭曲与历史的误会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郑樵“声贵说”刍议

在《通志.乐略》中,郑樵基于当时文人对古代诗乐所取的重文学而轻音乐的态度,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声贵说"这一犀利观点。他从音乐与义理、文学、古题名这三方面的联系来论述,提倡诗乐应以音乐为重,以期恢复自《诗三百》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论戴震的诗经学

戴震治诗时遵循“思无邪”宗旨,采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其说诗观点与《孔子诗论》相侔之处较多。戴震诗经学瑕瑜互见,客观性考证使其治诗态度较为公允,囿于传统使其治诗思想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