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特点--以工商会馆为例

明清山陕(或陕西、山西)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山陕商帮的形成.从山陕会馆创立的目的、方式、过程以及创立资金来源看,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     

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人会馆大量涌现,这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商人会馆是各商帮活动和展示自我的根据地,凡会馆建筑、会馆的文化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     

明清北京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

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特殊的历史产物。明清时期,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各地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这一时期北京广东会馆的数量约有４５所,绝大部分是由广州府和潮州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所建立。沿海县及其会馆分别占广东在北京建立会馆府州县总数的７６％和广东会馆总数的８０％以上。众所周知,广东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人经商极为活跃。这就使北京的广东会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商业迹象,集客馆、试馆与商馆于一身     

新疆会馆探幽

会馆是中国特有的以乡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团体.新疆会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独具的特点和社会功能,曾为边疆汉族的生存、定居、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论明清会馆的社会基础

明清会馆是本土社会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民间同乡组织.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不断强化的地域乡情观念,为会馆创设提供了情感动力、 认同基础和维系纽带;二、 科举盛行和商业经济发展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为会馆创建和服务提供了主体即流寓人口;三、 政府的认可,确保会馆作为民间组织能够合法地生存和发展.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是明清会馆大规模长期存续的深层根源.     

歙县会馆物语

我们这里所说的“歙县会馆”,是指明、清时期建在北京的歙县会馆,而同时期歙县也在武汉、扬州等好多地方都建有会馆,则男当别论;我们之所以要在诸多会馆中,特别对“歙县会馆”加以专论,不仅是因为歙县是古徽州的第～大县、是古徽州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更因为“歙县会馆”最具徽州会馆文化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会馆文化研究界公认的“标本性载体”。     

东水门的会馆

现在一说到东水门的会馆,不少人都叫它“湖广会馆”。事实上东水门的会馆不止一个,从清末镂刻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上可知,江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和广东会馆都在东水门内。四大会馆面对长江呈L形排列,至今残殿尤存,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晚清的会馆与地方政府——咸同年间新会葵扇会馆的个案研究

本文根据同治六年新会知县聂尔康所作《冈州再牍》中关于会馆的记载,详细论证了晚清地方官府与会馆之间的关系。随着地方政府对会馆的依赖性加强,会馆成为具有某些行政性功能的结构,弥补了地方政府职能上的缺陷,政府甚至将会馆纳入官方轨道。但晚清商人团体实力急剧增强,会馆希望摆脱政府的控制,由此形成会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这样一种独特的互动,即超出法律框架之外的控制与反控制。     

试析近代以来北京广东会馆的变化

明清盛行的同乡会馆组织，进人近代以来逐步发生变化。本文具体考察近代以来北京广东会馆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阐述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会馆组织由关注同乡发展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最后与政治结缘日益密切，政府监控会馆的措施与手段因而强化。近代以来会馆内部也危机重重，导致民心涣散。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会馆陷入百弊丛生的困境。建国后，会馆逐步收归政府管理，会馆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城市转型中近代上海会馆的特点

会馆 (公所 )就全国来说最早出现于南宋 ,明清时代在各大城市普遍产生、发展 ,民国时期呈现衰落迹象。而上海的会馆 (公所 )在清代上海开埠后才大量出现 ,是传统城市向近代化转型中的产物 ,其存在与发展与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 ,因而有三大特点 ,即 :都是商业性的 (即没有科试会馆 )、后来居上 (相比其他内陆城市会馆而言 )、长盛不衰 (民国期间 ,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会馆长盛不衰 )。本文据上述情况界定了上海的会馆。     

寻找歙县会馆

找到安徽会馆，网友让我再去找歙县会馆，依稀记得歙县会馆在我挂职的宣武区。那天在宣南博物馆就看到有一块关于歙县会馆的碑刻，博物馆人说是街上基建工地上挖出来送过来的。碑刻躺在一个角落里，已经残损，汉白玉石头上刻着当时一些人捐款兴建歙县会馆的人名、地点、数量，依稀辨认出北岸、许村等地某某人捐纹银多少两等。     

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

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王兴亚会馆之称，出现在明代，并非为商人所专设，其性质也不是单一的。这里所说的清代河南会馆，是指在河南境内从事经营的外籍商人或主要是外籍商人所建立的会馆。这种会馆，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出现于清代顺治年间，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     

京城徽人会馆片羽

“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人寄命于商”。明清时期,徽州人经商四方,走遍天下。为了联络乡谊,方便经商所在地徽州同乡处理商场和应试等事务,他们纷纷在经商的市镇建立徽州会馆、新安会馆,作为徽人的聚会、议事之所。当时北京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繁华,商业繁盛,很早就有徽州茶商、布商、典商等在京城把生意做得很热闹。第一个徽商在外建立的会馆,最早就诞生在北京。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清末民初山西会馆文化意义再探讨

清末民初各地山西会馆的文化内涵发生显著变化,这既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又与其此前在地化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会馆产权主体的缺失是该表象背后的实质.这一阶段的山西会馆无论存留与否,所展现出来的更多是超越实体层面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被用作公共空间、地理标识和地方记忆三个层面之中.此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既可以让我们...     

清代重庆八省会馆初探

本文通过对重庆八省会馆的功能、作用的探讨,不仅以实证的方式厘清会馆史研究中的“模糊”印象,同时对重庆城市史、西南移民史研究也有所裨益。     

清代河南地区的会馆与商业

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发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河南地区的商业会馆出现相对较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同步.河南境内水路密布,但是没有一条贯通全省的水运路线,这是河南会馆数目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重要原因.透过会馆可以看到清代河南地区商人客属性较强,势力强大;当地商人实力相对较弱;河南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同时它也是国内贸易乃至中国和世界贸易往来干线上重要的一环.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本文分析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商贸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概况,论证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对于推动明清以来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徽州会馆辑览

徽州会馆是徽州商人和同乡聚会、祭祖、义葬与情感联络和朝考接待之所，是徽州人旅外的主要落脚点。是徽州祠堂的延伸和扩大，是“小徽州”与“大徽州”的纽带，是“无徽不成镇”的主要载体。     

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各方移民移居该地后,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往往因地缘或业缘的关系组成会馆或同乡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同乡人的共同利益,往往在客籍地举办诸如收容落难同乡,设立义地,为同乡子弟开办学校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惠及身在异乡的同籍人,而且还融入到客籍地民众生活中,构成了客籍地慈善救济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