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面对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约束,如何在人口城镇化发展背景下通过调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提升,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从人口集聚角度出发,利用2004-2016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从人口规模与城市生态效率的角度看,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从人口密度与城市生态效率的角度看,不同人口规模下人口密度与生态效率之间的门槛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积极发展小型城市,建立区域发展增长极;二是优先扩容中型城市,培育城市群崛起动能;三是科学布局大型城市,推动城镇一体化发展;四是优化城市规模等级,促进区域要素相协调。     

城市蔓延、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证据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不断向外低密度式地扩张,城市蔓延所带来的外部性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城市经济领域的热点研究话题。为此,在借助外部性理论讨论城市蔓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之后,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系统探讨了城市蔓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生产效率随着城市蔓延水平的持续提高呈现先降后升的正U型特征;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城市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口规模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城市蔓延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尽一致,这为中国各地区从生产效率视角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强势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更密切的正向互动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口规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LASSO筛选出影响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利用次序logit模型研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倾向于在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居留,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城市来看,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存在差异.通过个体异质性分析,城市规模对高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已婚人士、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女性以及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应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规模城市制定吸引人口居留的政策.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传统城市理论假设城市空间规模是和人口规模、城市收入水平,交通成本以及农地租价4个因素有紧密的联系,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进行分析,再次证实该假设并得出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同时继续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我国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空间规模分布划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较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4个大类.     

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效应、评价及发展导向

城市规模战略之争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理念,从福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问题;结合福祉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相关观点,构建城市福祉评价指标测度中国城市福祉状况,并利用2006～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结果发现:(1)近年来,中国城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2)城市规模通过集聚经济与拥挤效应影响城市综合福祉,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3)当期城市规模与滞后期城市福祉显著正相关,较高的城市福祉通过吸引人口迁入促进城市增长。基于此,城市规模战略应该以福祉增进和福祉均等化为导向,大城市重点发挥集聚经济优势、降低拥挤效应,中小城市则以社会平等、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增进作为着力点。     

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足迹影响研究

基于19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发现:1.高铁带来的广义可达性改善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显著.通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对东部城市有降低碳排放作用,而对中西部有增加碳排放作用;2.通过对私人交通的替代作用,城市公共交通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但公路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为正;3.交通对碳排放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的影响.其中,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影响主要受经济规模影响,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主要受人口规模影响,说明中西部地区城市仍然处于不断集聚阶段;4.各交通变量对大规模城市的影响大于对中等城市的影响.研究结论:交通通过影响城市人口、经济、土地规模进而对城市碳排放产生影响.因此,通过交通引导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合理布局,进而减少城市碳足迹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规模、创业边界与企业家创业

大城市更有活力且更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大城市的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更强,进而可能推动企业家创业边界的降低与城市创业活动的发展。为了识别这一理论机制,本文在Zhelobodko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上,通过引入城市规模和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家区位选择与创业的空间经济学模型,考察城市规模通过企业家创业边界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并基于2000-2016年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家才能越高的企业,相应的产品定价会越低,产品需求量越大,而利润越高;（2）企业家创业边界除了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消费者多样性偏好的影响;（3）消费者多样化偏好更强的城市,城市的创业门槛更低,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更高。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维分析及政策意涵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识别——基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文章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识别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地级市统计数据,考虑城市人力资本变量的内生性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后,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越高,工业企业的产出越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且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主要存在于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工业内部看,行业内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增强,而行业外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减弱.从企业异质性看,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从城市人力资本提高中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大.此外,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高,地理区位距离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工业企业产出的提高.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江苏路径”

我国的新一轮城市化运动,正由＂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升级主导、城市空间集约的＂精明增长＂型城市化转变,城市成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载体,服务业又因城市的集约化而进入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期,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新型动力系统。＂十二五＂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江苏要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国际化＂等大战略,让城市与区域的空间扩张,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互动、共融之势,促进空间资源与经济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加快服务经济体系的形成,探索出一条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江苏路径＂。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系统动力学分析

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陕西省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了分析,建立了人口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通过系统的仿真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向城市大量的人口迁移,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科技水平对城乡人口迁移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时,会引起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减小,对人口城市化水平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降低劳动生产率只能在短期内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长期来看,并不能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对农村土地的占有采取严格控制时,对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的阻止作用;当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时,城乡之间的迁移人口会有所增加,而人口城市化水平有所下降。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外部规模经济、拥挤效应与城市发展：一个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长期忽略了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导致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缺少外部性这一重要特征。基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的城市发展模型表明,在新经济地理学建模框架下,外部性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数值模拟发现：福利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U形关系;最优城市规模随外部规模经济的增加或拥挤效应的减小而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时,土地租金和总地租收入都以递增的速率增长,单中心空间结构不再稳定,但最终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空间结构则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与拥挤效应的大小。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群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群。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1～2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由于城市群可以扩大聚集经济的优势,城市群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群有利于不同模式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城市群可以扩大城市化中的辐射作用,因此,统筹规划、发展和建设城市群是城市化战略的优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