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上泉的现代格律诗意识与实验

考察梁上泉现代格律诗文体意识非自觉阶段在建行、行拍、用韵等新诗格律要素方面的实验，及其新时期以六行独节体式作为自觉格律意识的运用，可见《六弦琴》抒情诗集的“新绝句”格律结构形式，是梁上泉能体现诗人个性的创造。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概论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按诗体形式和艺术风格将其分为“旧体诗”和“新诗”两大块。“旧体诗”创作以“颂歌型”为主，明显带有传统“克智”艺术技巧及民间文学的色彩；而“新诗”创作则呈现题材广泛性、风格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两类母语诗歌创作都在开拓与超越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小说创作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但在“五四”前夕,作为新文学的最初发轫却是新诗。新诗在当时曾被称为新文学的“急先锋”。此后,在它发展的途程中,虽就行进的困难与曲折而言,更甚于其他文学样式,却仍是流派林立、风格纷呈和形式多样,从而显示了自己卓特的风姿和绚丽的色彩。 1916年7月,胡适开始尝试做新诗,于1917年2月1日在《新青年》上第一次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到1918年,除胡适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已有刘半农、沈尹默、李大     

论作为新诗症候的晦涩诗学

晦涩诗学的提出主要以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风格为中心和契机,由此展开三个相互独立又同构的组成部分,即：新诗晦涩风格的内在形成机制;社会文化学因素在创作审美各方面对人的影响;审美接受的多义性及解诗学的建构等。其中,内在形成机制包括诗歌创作以潜意识为表现对象、使用狂欢化的语言艺术和“诗的思维术”三个方面。“晦涩风格”是新诗现代化变革的主要建设力量和成就所在。     

鲁迅的新诗创作

鲁迅的新诗理论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是我国新诗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的新诗创作对我国新诗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助威和推动作用；他的新诗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基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台湾新诗六十年的历程及其特殊贡献

台湾新诗从来就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新诗乃至世界华文新诗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新诗中，做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丰富了中国当代新诗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革”期间，台湾新诗更是填补了中国当代新诗的大片空白；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对峙方面，有自己的特殊经验。     

早逝之命与诗歌之塔——朱湘与中国早期新诗的规范化

本文首先肯定了朱湘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重新评定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问题,以及阐明朱湘的“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观点;其次,以“性”“朋友”“文章”为中心轴从正反两面探究了朱湘新诗创作的思想精神积淀与历史文化成因,并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了朱湘自杀的深层原由;最后,从朱湘创作由《夏天》期而《草莽集》期到《石门集》期,动态地详析了朱湘新诗的思想与艺术的成熟、风格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早期新诗规范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诗：散文化与含蓄蕴藉——论周作人的诗体论与风格论

周作人的诗体论是指他关于新诗诗体的观点 ,风格论是指他关于新诗风格的观点。前者认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 ,新诗采用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 ;后者认为新诗应该具有含蓄蕴藉的风格。它们都对新诗和中国现代诗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前导和促进作用。     

20世纪50年代新诗对后期延安诗歌的“继承”

20世纪50年代新诗在“继承”后期延安诗歌创作资源过程中,呈现的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体制、队伍、生产与接受之外,风格与形式的相应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50年代新诗的面貌.但无论就时代还是区域范围的差异,“继承”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0年代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自己的潜在内容,而其被“简约”的过程,正是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复杂化部分.     

“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

本文以新诗史上的一桩悬案——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讨论对象，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首先检讨了在新、旧诗坛之间，胡怀琛特殊的身份及发言姿态，由此透视出新诗发生期复杂纠葛的诗坛格局；既而又从具体的诗学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中所暴露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即围绕新诗“音节”问题展开的争议，并剖析了“争议”背后的接受原因，以及新诗史上“声音”与“意义”间的内在张力。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建国后中国新诗（1917—1949）研究综述

建国后中国新诗（１９１７—１９４９）研究综述吕家乡由新中国成立至今４６年间的新诗研究，可以用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做界标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格局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研究取向由热中于“为政治服务”转而回归新诗本体，研究成果...     

谈梁上泉现代叙事诗抒情叙事结合形态

叙述与抒情协调统一构成梁上泉现代叙事诗创作诗美观的基础。叙事抒情结合的比重和形态不同，梁上来现代叙事诗可分为戏剧性场面型，情绪、情调型和情节、性格型等三种类型，各类型还可再析出若干艺术结构形式。研究梁上泉现代叙事诗的类型有助于将梁上泉的诗歌放在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的熔汇点上进行审美把握。     

论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美流变

论２０世纪中国新诗的诗美流变吕汉东从１９１７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迄今新诗已走过了她８０年的不寻常的路程。笔者欲从诗的美感形态和审美内涵两个层面上对８０年来诗美流变的轨迹作些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诗美纷呈的“五四”新诗。““五...     

叶圣陶与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的诞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既给“收获极其薄弱”的诗坛开垦了一片创作园地，又使极为“寥落”的批评界有了自己的阵地。从此，处在“筚路褴褛”的时代的新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刊物，新诗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本文评述了《诗》月刊创刊的经过，及其为新诗发展作出的“光荣”的实绩。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评《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

一、“问题意识”对“线性思维”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史的书写凸显出两种范式,其一是依照时间顺序、以思潮流派为框架的诗歌史线性描述,其二则是对“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脉络的系统清理.而吕周聚先生的新著《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1]即是有意突破固有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所呈现出的特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对诗歌史研究“线性思维”模式的超越,它弃绝了以往流派式的、线性的诗歌史研究范式,从“审美范式”的角度契入现代中国新诗,在社会、文化的广泛关联中探寻新诗审美范式的流变与历史转型.该书在对社会、文化背景深人勘探的基础之上,对现代诗歌文本进行广泛深入解读,辨析出现代中国新诗的七种审美范式,分别是清新自然的诗美风格、狂飙突进的浪漫抒情、朦胧含蓄的诗美追求、形式主义诗歌美学、颓废主义诗歌的唯美追求、承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审美追求以及以象征隐喻玄学的智性美.以“审美风格”为线索,对中国新诗进行“非线性”的分析与整合,敞开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