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世界中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从质疑效用最大化角度对若干理论观点的理解

人类的选择行为属性涉及到理性和非理性两大方面,但经济学家在描述理性或非理性选择时经常流露的非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思想却没有引起学人的关注;将这种思想理解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倒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本文试图在高度概括的理论层面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流派有关理性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的思想痕迹予以揭示,从效用最大化角度讨论这些流派理论体系中对这种融合的失察、敏感及其暗含的思想内容,以说明人类行为中存在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实际给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所提供的现实背景。     

基于“理性人”视角的产业集群形成研究

本文认为,政府也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以此假设为前提,本文先对产业集群本质属性进行了简要的文献述评,然后从"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了企业走集群化道路和政府推动产业集群形成的动机,并分起步、积累、形成三个阶段详细阐述了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     

基于人本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辨析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源于人类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环境瓶颈问题,因此,人们的经济学观点对其理论内涵的界定与延展紧密相连.西方经济学以收入--成本分析为根基,将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问题作为核心,始终不能摆脱人类经济发展跟自然资源相对立的功利境界.人本经济学则主张"以人为本"的资源观与发展观,该理论提出人的生命成本是经济学中的最终成本,应将人生成本最小化和快乐满足最大化取代功利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概念,认为应该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长远问题;而且将资源、环境纳入到经济发展体系,揭示出引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源并非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而在于人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按照人本经济学的理念,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将重点转移到人类自身,通过建立全消费观念,为合理的生产、分配与交换行为做出正确的消费导向;同时,注重提高人类认识、利用、改造和维护自然的能力以及调节和改善人类自身行为的能力,达到人类自身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赢.     

论西方文化中理性形式的演化

人类的原始生产劳动是人类理性的源头,而原始文化是人类理性萌芽的深厚土壤,即原始非理性心智向理性演化的契机。文章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三种理性形式演变的考察,得出了有关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即理性的优越和道德的人格,并不在于不包含非理性,而是在于扬弃和引导非理性,使人的非理性形式日臻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的高尚境界;同时,使人不断反思既存的理性形式的局限,构建出新的理性形式。最后,文章把西方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放到了以观念为核心、制度为中层、器物为外层的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构建适应我们时代特征的新理性形式的紧迫性     

证券投资者的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

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引发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来源于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部分发端于政府调控市场的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面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证券投资者的决策存在着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探讨投资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分析其心理情结,需要对证券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有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行为决策的属性界定和过程揭示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建构这样的分析框架很重要,它可以让投资者明了自己的投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情结,可以提醒政府关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投资者决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贯穿于证券市场运行的始终,我们有必要围绕市场价格波动分别对投资者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情结及其行为效用等展开探讨.     

反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公权力异化的结果,从经济人假设来看,自利、理性的政府公职人员选择腐败行为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过程,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本文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通过加重财产刑、设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完善立法以及削减公权力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公职人员的腐败成本并削减其腐败收益,从而达到遏制腐败行为的目的。     

现阶段中国社会利他主义行为分析

利他主义行为是指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付出增进他人效用的行为,可分为彻底的、纯粹的、指望获得某种形式回报的和互惠的四种类型.其中,后三种类型具有普遍意义,并潜藏着些许利己动机,从而使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支点.现阶段中国社会利他主义行为稀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制度增加了行为主体的行为成本,投入产出率的下降弱化了行为主体利他的动机和动力;以道德和利他为基础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和个人发展规律受到市场竞争规则的挑战;社会处于发展的初、中期,利他主义行为数量正处于U型曲线的最底端.弘扬优质的利他主义行为应采取的举措为: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即在位置权利分配上注重德才兼备,减少市场竞争规则的作用,形成"利他"最终能够"利己"的激励体系.     

决策的非理性研究──决策行为的跨文化意义

本文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决策科学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领域。然而传统的理性方法往往停留在抽象的分类形式中，严重脱离实际。文章分析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对决策的影响，揭示了现代决策在实践中的整体性和决策过程的非理性特点。     

论准公共服务消费机制与城市交通拥挤治理中的个人权利让渡

人们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理性选择和趋利行为,总是倾向于个人收益最大化.但人们在一些准公共经济中的行为特征,却须既要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又要兼顾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机制的有效运行,否则拥挤性的消费特性,逼迫人们付出"拥挤税",并且在缺乏预见性和成本有效分摊的情况下,将给社会和个体带来的公共品短缺以及时间成本等代价更大.文章以交通拥挤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试图表达一个理念:准公共品的成本分摊机制虽然与私人品有差异,但最好的供给机制是使消费效用与成本分摊有所对称,或者存在部分人群的个人权利有所让渡,从而使公共交通中多数人的通行权利获得尊重,只有这样,方能有利于具有拥挤性的准公共品供给,从而避免短缺的困扰.     

论效用与中间效用

对效用范畴给予纯主观性的界定应该成为历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扬起尊重客观实际的大旗,必须自觉地努力追求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对效用范畴重新定义。效用是指人类有用劳动成果作用的一般化,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经济学范畴。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效用应有中间效用与终点效用的区分,界定中间效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