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学官考

"学官"自汉代出现后,就存在两层含义,一是学校校舍,进一步引申为指代官方学校;二是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官学教师.自汉以降,第一层含义基本未变,但应用范围缩小;另一层含义随着官学的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在唐代基本定型,后代相沿不变.学校的含义日益被教师的含义所取代.     

汉唐学官考

“学官”自汉代出现后，就存在两层含义，一是学校校舍。进一步引申为指代官方学校；二是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官学教师。自汉以降。第一层含义基本未变，但应用范围缩小；另一层含义随着官学的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在唐代基本定型，后代相沿不变。学校的含义日益被教师的含义所取代。     

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

本文从汉唐两代开发西北的时代要求和背景,汉唐多层面开发西北的事例及西北开发对汉唐气象形成的支撑作用等方面,论述了大西北开发与汉唐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发展的关系,同时,对史学研究政治性与学术性之有机结台,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闻一多对《女神》褒奖与贬抑之原因考析

常有学者对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的观点表示疑惑:何以二者同年先后发表在《创造周报》,但观点大相径庭,前者激情澎湃地对《女神》进行褒奖,后者则贬抑《女神》失去"地方色彩"。即便权威教材,也仅列举反对的观点,却无任何原因说明。但如果翻检闻一多当年的书信,这谜团就迎刃而解了。其实,闻一多最先写出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写作后者是为挑战权威来引领文学潮流,写作前者则因挣不脱对郭沫若的崇拜。二者的写作,都有其直接或根本原因。闻一多是个复杂存在,在这"金银盾"中,我们可以窥见很多丰富内容,如要真切明白其相关表述的原因,就必须深入研究他当时发声的背景,乃至多维的流派问题及复杂的人际关系。     

汉唐小说文体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汉唐小说文体的研究,主要从史传、诗歌、辞赋等与小说之间的互渗,考察其概念的归属、源流、生成和演变的原因及规律。因对小说文体起源和影响小说文体因素的起源看法迥异,学界对汉唐小说的界义、文体的形成各有所见。同时,由于对汉唐小说中出现的所有文体缺乏详细的统计、分析,研究者对汉唐小说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阶段性特点也尚未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勾勒。     

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与文化交流

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汉唐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汉唐王朝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采取"王道为主、以力辅仁"的政策,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东汉时期由西汉的"开拓"转向"保守",造成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三绝三通",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到唐朝时期尤其是唐太宗时期,对外政策再次转向"开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汉唐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尽管此期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印象有虚有实,还不清晰,但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和文化多元的"生活圈",奠定了后世双方关系的基础.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创立太学 ,此后历朝继续扩充和不断完善 ,逐渐形成多学科、多层级、建制完备的中央官学体系。中央官学适应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这些调整与变化不仅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变化 ,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轨迹。本文主要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央官学招收对象的变化 ,论述了官学由贵族等级制向平民普及性的转变 ,它是中古时期社会变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     

汉唐金城、西平麴氏研究

金城、西平麴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闷避难湟中,改姓麴氏,麴氏形成.东汉末,麴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麴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麴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麴氏随沮渠氏人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麴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麴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麴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汉唐间宗族关系略论

汉唐时代盛行五世为界的小宗宗法,但五服之外,以宗族为单位的、各宗族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扩展,这种联系既有同宗诸宗族间的联系,又有姻亲宗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异姓别宗之间诸宗族的联系。宗族间的联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还伴随着时而可见的血族复仇。     

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录相地书很可能属于三种不同地理对象的相地术,与图宅术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图宅术以五行说为基础,是在日书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形成的选择术。这种选择术当时可能主要面向阳宅,与葬书不相统属。随着古代学术体系的转变,魏晋之间,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相地术,其平实雅正的地域描述体系,取得正统的知识地位;其相术部分,逐渐发展为宅、墓并重的选择术。随着墓地荫泽后代思想的流行,冢兆选择术逐渐成为该时期数术发展的一个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确立是早期数术分化发展的结果。     

史传叙事体例对汉唐小说结构之影响

历史叙事是最早形成的叙事范式,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能力源自先秦两汉的历史著作。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因借鉴史传叙事体例有所不同,文体结构也存有差异。相较于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的叙事体例更接近于史传的叙事体例。不仅如此,唐代小说模仿史传叙事体例,结构上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历史叙事的形式,为小说提供了固定的框架结构。历史叙事的本质,为小说提供了区别于历史而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参照系统。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相互学习佛经,中原僧人在西域的影响日重;建筑佛寺,开凿洞窟,留有大量汉风遗迹;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高昌成为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