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盛唐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其选诗总集的编纂也成就卓著。与初唐相比，盛唐编纂诗总集“选”的特征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诗学批评特色，编集方法更加灵活，选诗心态趋于复杂多样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盛唐始，诗选家开始积极自觉地关注时代之音。故此际编纂家的选学观、诗学观以及选诗总集的特点、影响等甚有研究价值。     

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

清代云南地区的诗歌总集编纂非常活跃,《滇南诗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等先后问世,形成了一个前后接续的省级诗歌总集序列。袁文典、袁文揆所辑《滇南诗略》作为该序列的开山之作,极具典范意义,对此后云南的总集编纂活动影响深远。该书体例上的主要特色归结有三：其一,纂辑云南通代诗歌总集,以备一方之文献;其二,编排方式上以人系诗,收到了次第分明的良好效果;其三,相关附件的编写．对总集正文起辅助作用．使全书体例重臻于完备．     

再论《全清诗》编纂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一代有一代之诗,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晶和标格.总汇历代诗歌作品,已形成学术传统,取得了可观成果.到目前为止,断代性诗歌总集唯有《全清诗》编纂尚未进入议程.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朝的诗歌创作,清诗是诗史的大总结,不仅诗人众多、诗篇海量,其书写内容也有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全清诗》编纂,将使中国历代诗歌全集合璧无缺,使...     

明诗总集编纂思想的演进

明诗总集的编纂思想在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从功利和感情用事选诗到客观冷静选诗;从因人、因诗选诗到因诗选诗;从详近略远选诗到远近统顾选诗;从随机编纂诗集到统筹规划编纂诗集;从以诗集记政治史到以诗集记诗史;从随意改动原诗到客观保留诗歌原貌;从仅留存诗歌到诗歌与诗学资料兼存。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胡震亨的初盛唐诗论

明人胡震亨编纂的《唐音统签》共1 033卷,是第一部完整收录有唐一代诗歌的唐诗总集。其中《唐音癸签》独立成卷,是胡震亨唐诗观的综合体现。胡震亨的初盛唐诗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全面宗唐的诗学观念;以＂复古反正＂之功赞陈子昂;以＂本无优劣＂评李、杜;以＂风骨＂论盛唐边塞诗。     

《文翰类选大成》金诗拾遗

本文利用明代李伯?编纂的总集《文翰类选大成》,在《全辽金诗》的基础上,又辑得金诗22首,并对诗作者进了考辨。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论地方类清诗总集的成就与特点

清代是中国地方类诗歌总集编纂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所编的地方类诗歌总集,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清诗总集的范畴。与前代相比,地方类清诗总集不仅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在地域范围、层级分布、编纂规模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突出成就。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     

王绩文、赋探析

王绩是初唐第一诗人,也是开盛唐诗风的第一人。近年来,学术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已渐趋深入和完备,但对其文章的研究却依然寂寥。实际上,王绩的文章和诗歌一样,承六朝、启盛唐而独立于初唐文坛,其在唐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应受到重视。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李白形象的另一种解读——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文中,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与正史记载严谨简约的笔法不同,冯梦龙更多采用"因文生事"的笔法,用亦真亦幻的笔墨来塑造李白。其文结合众多传说故事,写实的成分居少,想象、夸张的成分居多,将李白的人生经历展示得淋漓尽致,使广大读者对李白有了另一种解读。而像冯梦龙这样的晚明士人,在精神气质及科举仕途上也多少与李白有某些相通之处: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既狂狷、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因此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他便以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创作心理来塑造李白形象。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宋代说理诗对“缘情”说的发展

陆机"缘情"说对先秦"言志"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地认识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对后世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诗创作就是对陆机"缘情"说的成功实践。宋诗创作异军突起,在实践意义上对"缘情"说进行了拓展,从新的角度再次把握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尤其是宋说理诗重在机趣,在诗歌美学物质上重新发掘,可以称作"缘趣"说的有益尝试。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