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与契约论相容性辨析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一方面指出在原初状态中,较之功利原则、至善原则等几种可能,选择正义观念所面临的争议与困境,一方面着力正面展示两个正义原则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优势,试图证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最终将会选择他所提供的这两个原则.两个正义原则的独特之处如此明显,而罗尔斯仍然采取契约方法对此进行论证,原因在于契约论与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在某些意义上具有相容性.     

直觉、契约与反思的平衡——《正义论》的论证方法

论证方法上的创新是《正义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论证方法上讨论较少。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运用了诉诸直觉、契约论和反思平衡的方法．各个方法之间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全面的论证体系。     

试论公平五原则─—兼析罗尔斯正义论之误

本文揭示罗尔斯对公平原则的契约论论证之误，从而提出一种新的论证：价值论论证。通过这种论证，确立了公平五大原则：（１）公平总原则：等利（害）交换；（２）公平根本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等；（３）贡献原则：社会分配给一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他的贡献成正比而与他的义务相等；（４）平等原则：每个人无论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权利（即人权）与基本义务；（５）不平等原则：每个人因其贡献不平等而应该相应不平等地分有非基本权利与非基本义务。     

从原初状态到正义原则--评析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明

已故当代新自由主义伦理学的领袖人物罗尔斯在伦理学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关于正义理论的契约论证明.罗尔斯主要是借助契约来证明自己的两个正义原则.本文对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明,尤其是对其理论核心的"原初状态"以及从原初状态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过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论契约与对正义原则的证明

当代政治哲学对正义原则进行证明的主要方法是契约,这种方法的主要代表是契约论,契约论试图通过代表人在原初状态中的选择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但是,批评者认为,从契约证明的角度来看,契约论对正义原则的证明并不成功,功利主义也可以利用契约的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并认为这种方法优于契约论;而契约至上主义认为,应该基于一种比契约论和契约式功利主义更加彻底的契约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     

霍布斯正义理论的论证策略

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下人的状况还原到一种相互恐惧的状态,并认为人实际上不适合于过社会生活.但人最基本的愿望是免除死于暴力的恐惧,所以正义的根本指向是获得和平.自然法只能是对人们的应然约束,包括外在的应然规则和内在美德,而没有刚性的强制力,所以政治国家的出现就是必需的,其特点就是主权者不是契约的一方,其意志就是大家的意志,并垄断惩罚的暴力,于是战争状态被消除了,所有的权利转让者都能得到平等对待,这就是政治国家的正义性之所在.这种逻辑是严整的,但是由于简化过度,其中的逻辑缺环也所在多有.     

正义的哲学本质、适用范围及其自我完善

作为一种公共的理性价值,正义既关注"谁之正义",又关注正义的实现方式.从哲学层次来看,正义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善的原则,表征着对善的追求,它是个人美德伦理和社会关系伦理双重意义上的统一;从适用范围来看,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正义的适用范围主要可分为人际公正和制度公正两个方面;从自我完善来看,正义观念需要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修正和自我提升.     

非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论证”

论证概念是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辩理论的核心。将论证理解为语义学概念还是语用学（辩证的）概念是非形式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分水岭。对论证理解的逐步宽泛化，本质上就是对它不断增加功能性内涵，以使其适应更广阔的论域。所幸的是，与北美日常英语不同，汉语中的“论证”没有否定性的意味，这就使得日益丰富的论证概念可直接被应用于汉语日常论辩。     

论劳动正义的合理性

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劳动正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而合理地存在。劳动正义体现了劳动者的“应得”善与“配得”善的统一,人的自由自主的劳动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劳动的内在关系和谐和统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共享的统一,个体自我与个体世代的统一,人的现实诉求与永恒追求的统一。     

艾伦·伍德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阐释两个前提的批判性思考

对伍德来说,理解"马克思与正义"关系的关键在于两个前提:马克思持有一种狭义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念,这是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为了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德的善"与"非道德的善"之间的区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不基于法权的正义,但却基于非道德的善的"积极自由"和"自我实现"。问题在于,他所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排斥价值维度的,他所理解的善的二元划分也是不成立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指明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历史性统一,而且暗示了一种把正义作为统摄性价值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为我们具体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内在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正义两原则

协同正义是指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协同。罗尔斯正义第一原则要解决的是政治上的权力与自由方面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契合了同一性正义原则;第二原则要解决的是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契合了差异性正义原则。很明显,罗尔斯没有注意到正义应当包括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再者他在安排正义两原则的顺序时,认为正义第一原则要优先于第二原则,某种意义上就是先把政治上的事务解决了,再来解决社会经济事务,显然存在失误。     

解析康德“驳斥唯心论”的论证

笛卡尔的存疑的唯心论主张,经验性自我的存有是真实可靠的,但外在事物的存有是可疑的和难以证明的。为驳斥这种唯心论,表明外部事物的实存,康德从关于自我的内在经验的可靠性出发,证明内在经验要以外部事物的经验为前提才是可能的,并进一步阐明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是不可分的、一体的。借助可能前提论证、不可分论证和一体性论证这三个越来越强有力的子论证,康德表明了,如果要质疑外部事物的实存,就必须同样地质疑内在经验,而这是存疑的唯心论无法接受的。这样,康德就以归谬论证的方式对笛卡尔式的唯心论进行了一种内部反驳。康德的论证模式同样适用于一种休谟式的存疑的唯心论。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唯心论之认可自我作为持存的实体,休谟式的唯心论对自我持有组合论的理解,拆解了自我的实体性。康德的论证模式之普遍效力揭示了笛卡尔、休谟等人的经验性唯心论的限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走向先验唯心论的必要性。     

斯坎伦和帕菲特论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基于理性、理由及个人的阐述

从西方传统的理性概念出发,分析“理性”及其衍生的理由、合理性等相关概念,通过聚焦当代道德哲学以理性和理由建构证成原则的两大代表——斯坎伦和帕菲特——在这几个概念阐释上的同异,特别是他们在“不合理性”上的分歧,指出在多元的世界里,个人的道德处境是我们需要廓清的主题。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原理的“人的活动”论证

“人的活动”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于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整体观点的。它与“实践”论证一道构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是灵魂有逻各斯部分依照德性的实现”核心阐释的论证。“人的活动”论证整体地通过灵魂的思想能力和实践性的感觉-行动能力从“能(潜在)”到“实现”的生成运动来说明这一核心阐释。通过把这种“实现”阐述为“灵魂的实践的生命”,通过把这种“实践的生命”与一个“认真的人”的生命,把这个生命与他的“做得好”的德性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合理地阐明了整体地理解为“人的活动”的“灵魂的实践的生命”的那个善就是幸福,它的“实是”或“是其所是”就是灵魂的能力以一个“认真的人”的那种“做得好”的方式——即德性的方式——的“实现”。     

经济“良善生活” 何以可能？

现代形态的伦理学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走出现代伦理学之困境的出路在应用伦理中;另一方面,面向生活世界的应用伦理学面临着实证化和丧失价值理性的危险。经济良善生活的道德论证也面临着困难。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回答和解决现代性伦理所面对的生活世界,只有深刻地认识和融入现代性的世界图景,才能为现代人的存在寻获栖居之所——现代人的良善生活;然后再探寻哈贝马斯现代性交往话语的逻辑,以期奠立区别于先验语用学的经济—伦理生活世界的良善生活的可能性。     

对“两个不能否定”的哲学思考

“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有着坚实的哲学依据,鲜明地、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革命性”与“保守性”及其二者的统一关系.具体表现在:第一,辩证法的“革命性”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必然性.第二,辩证法的“保守性”体现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必要性.第三,辩证法的“革命性”与“保守性”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统一关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的道理.     

审美现代性批判如何可能

当代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始终立足于现代性立场,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的补救或拯救,给出一个走出现代性危机的理想方案。然而,现代性作为一种危机意识的表征,并不生成于内部自身,而是外部批判质疑的结果。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使"现代"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应该从后现代性视域出发,在后现代的维度和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并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给予重新的描述和审理,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的质疑批判精神。     

“草地故事”、论证性正义与中国信访出路

在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缺位,导致了诸多学术争论与制度设计缺少基本方向的指引.依据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行动逻辑,辅之以中国社会乃为“物化社会”的判定,或可认为“论证性正义”可以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如果以论证性正义来解释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问题,中国信访制度的出路就是一个恰当的实例.     

目的论证成与自生证成 ——大卫·施密茨证成国家的两种方式

一般意义上讲,证成国家的理论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反对,证明国家的存在是审慎理性的,道德上可接受的。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在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