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封建官绅的反洋教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建官绅所以成为反洋教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外国资本主义利用洋教对中国侵略之外,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造成封建官绅极度仇视洋教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并兼论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以西方的基督教为蓝本,通过适当地改造发展而来的。因此,二者必然存有相同之处。首先,从教义内容看,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教会势力,所以它的发展历程不能不随近代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民族运动高潮,近代反洋教斗争同样也     

近代国人反洋教心理分析

反洋教斗争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19世纪 6 0年代至 19世纪末是反洋教斗争的“剧烈期”。本文试用西方史学理论 ,从国人反洋教的民族心理的角度 ,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同时说明 :洋教入华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辽宁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宗教斗争初探

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辽宁地区在全国反洋教运动的影响下,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斗争,有力地声援了全国的反洋教运动。帝国主义的宗教,不仅是“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而且是掠夺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队。”鸦片战争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特权,将其侵略     

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封建官绅与近代教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真正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封建士绅与官吏。本文试图通过对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反洋教斗争(即教案)的原因、形式以及所处的地位作一综合剖析,将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     

清代外国教会在川势力简述

四川近代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在整个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年间,全国重大教案二十五起,仅四川一省就占七起之多。显然,探讨“洋教”势力在四川的发展,是我们深入研究四川反洋教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拟就这方面的史实作一简略介绍。     

关于近代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一、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而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二、反洋教斗争曾采用“扶清灭洋”的口号，但对于广大爱国群众来说，斗争的目的并非扶清而是“灭洋”。当清政府压制反侵略斗争时，爱国民众不仅不扶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与清政权对抗。三、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几条理由是站不住的。我们对维新派不必苛求，但也不应停留在当年维新派的认识水平上，把他们的错误也视为正确     

试论反洋教斗争中的官、绅、民

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以反对教士和外国教会为表现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参加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发生的教案不下数百起。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教案,探求一下官、绅、民在反洋教斗争中的态度和作用,以期有助于对贯彻这一斗争始终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一)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在贵州、湖南、江两等省迅即兴起了焚毁教堂,驱逐洋教士斗争的高涨。对此,外国侵略者叫嚷:“所有和约并不通行各省,即或通行到省,而督抚又不能转行所属,并将天主教益加禁革,比未立约之先,更残且酷,实出情理之外”。①然而,江西巡抚沈葆桢认为:“教堂一案,事虽起于仓卒,而积衅非伊朝夕,自庚申八月之变,普天同愤。士民含酸茹痛,以迄如今”。②说明,反洋教的高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民族矛盾开始激化的反映。     

清季湖南忔案论略

近代湖南发生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50年代的衡州教案开始,至20世纪初长沙、宁乡等地的反洋教斗争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大大小小发生了3O余次。在南方地区,是仅次于四川的最激烈和频繁的省份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清季湖南教案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又与全国的斗争呼应,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     

论余栋臣起义在反洋教斗争史上的作用

1890年和1898年的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史上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武装起义。它前后持继十年,两度掀起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推动了反洋教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成为斗争进程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指出它在整个反洋教斗争史上的作用。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对西方基督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反洋教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面向世界,走向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从田兴恕到贺金声的教案处理结果看湖南反洋教斗争的一大特色

田兴恕是1862年贵阳教案的主谋与参与者,与1902年贺金声领导的反洋教起义本是两性质截然不同的,时间跨度也大,相差40年,教案发生地也属贵州与湖南两个不同行政区域。然而我们何以把它们二者联系在一起来研究呢?这不仅在于这两案的主谋者均系湖南官绅,更为主要的是两案处理结果的天壤之别。我们从中可透视出湖南反洋教斗争的一大特色———湘军的影响。一二人生平异同田兴恕,字忠甫,湖南凤凰厅镇竿人。十六岁时即起卒伍,从道员王葆生平土匪于新田、宁远,每战必先陷陈,手馘数贼以归。后又屡建奇功,荐保参将,赏花翎。赐尚勇挚勇巴图鲁名号。自…     

论中国古代的反基督教事件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教派,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古代中国,基督教先后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引起中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主要关注近代中国(1840-1911)基督教与中国官绅士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即反洋教斗争),而对中国古代(唐朝至清朝前期)的反基督教事件很少论及.通过对比问题以分析,有助于中国古代基督教会史和社会史的研究.     

洋教在贵州的传播及其影响

“洋教”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统称。洋教传入贵州，始于明末清初。184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取得了传教特权，贵州的洋教势力亦因此而迅速膨胀，其传播范围逐步扩展，对贵州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影响。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人贵州，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新教又相继传入。洋教传入贵州的渠道主要有二：其一，是黔籍或外省籍人士在外地奉教后返乡或入黔的影响，这是洋教传入贵州最早的来源。早在明末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京与官绅士人阶层交往，不少人信＄f天主教，其中就有贵州举人。思南信奉天主教的…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400余起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中西文化冲突亦不容忽视。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中西文化冲突充分显示了反洋教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反洋教运动”揭帖传播范式的历时性研究

清末教案之发生与发展,都有揭贴传播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对“反洋教运动”揭贴传播进行历时性文本分析,探讨其生产范式的转向.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运动”揭帖显示出充分的传统“文化主义”取向,其内核依然为“怀夷附远”的儒教“天下观”,随着与天主教争夺文化霸权的展开,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传播范式.在有效动员下层百姓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运动中,书文揭帖之生产,纠结复杂,显示了典型的“文本性”特征与历史构成.     

论丁日昌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办理天津教案是丁日昌对外交涉的实践之一。笔者拟从丁日昌对天津教案起因的认识、处理方针以及经验教训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