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利的“真实好玩故事”

罗利的班里，每个人都能讲出滑稽（ji）有趣的小事情。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三生”“十化”——以《中华源·河南故事》为例

生态翻译学提出“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三大核心理念,并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作为三大研究问题域。通过分析外宣文本《中华源·河南故事》的“三生”主题,探求外宣翻译是什么、谁在做、如何做、为何做四大基本问题。此外,从译者的适应选择视角分析该文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译者如何运用“十化”译法实现文本成功移植和翻译生态平衡。研究发现：译者翻译生态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自然化”译法;翻译物质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原生化”译法和“补生化”译法;翻译社会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译生化”译法和“多元化”译法;翻译神话传说负载词时主要采用了“原生化”译法,同时以“适境意识”为原则。     

故事的迷恋与混淆的真实——电视节目故事化的原因与问题

故事性表达成为当前电视节目存在的常态。探其原因,首先是观众借助故事更方便获取和传播信息,还有基于好奇心、优越感之上的兴趣和心理期待;其次是节目生产者熟识故事模式,坚信光明的市场前景,对利润回报信心十足;再次是电视管理者借助故事建构意识形态,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最后是电视媒介传播的偏向性。但当故事与电视的结合难以同时满足或协调四者的要求时,故事的真实性就容易与观众的期待或感知产生错位与冲突,违背叙事契约,有意或无意混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影响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危害电视文化的生态平衡。     

医疗纪录片创作手法的对比——以《中国医生》和《人间世》为例

近年来,尤其是在当前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医生》《人间世》等中国医疗纪录片引起了现象级关注和热议.文章以这两部作品为例,探析了当前中国医疗纪录片呈现出的新的创作理念,即放弃明显的价值评判,给人们留下更多解读和思考空间.认为这两部纪录片有不同的叙事结构,《中国医生》是单一的客观视角,《人间世》则属于多元的交替视角.另外,这两部纪录片在解说词、配乐以及摄制的真实性原则方面也具有不同特点.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从概念场“哭”的词项属性浅析复音化——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作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极为重要的语料,能很好地体现中古汉语的词汇使用状况。完整搜集该书中18个表示概念"哭"的动词词项,通过对各词项属性的穷尽式测查,探寻其表现的词汇复音化现象,以此来观察其在语义属性、组合属性和使用属性方面体现出的复音化特点,以及在语音方面形成复音化的原因。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故事化：电视节目的突围还是沦陷——以央视科教节目《走近科学》为例

故事化是当下众多电视节目争相采用的一种方式。在创造了高收视率的同时,过度的故事化也让许多电视节目进入＂泛故事化＂甚至＂泛娱乐化＂的误区。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走近科学》可视为电视节目故事化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文本。通过梳理《走近科学》节目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视节目故事化的优势和弊端。而收视率在推动电视节目＂泛故事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收视率毕竟不等于收视质量,无法反映观众的满意度。因此,提倡绿色收视率评价体系,强调收视率与满意度的协调发展,才能净化收视环境,维护电视生态,确保故事类电视节目的品质和内涵。     

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这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在小说中表达了"牺牲"主题,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表达了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如果说前两篇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后两篇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     

香港《译丛》的“聊斋故事”英译研究

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在近30年间(1980—2008)先后四次较为集中地翻译了15则“聊斋故事”(含一种“聊斋俚曲”选译),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译丛》十位中外译者翻译的“聊斋故事”旨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与历史文化。《译丛》“聊斋故事”的翻译去“讹”存真，忠实于原作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内涵，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极探索。《译丛》的“聊斋故事”选译在《聊斋志异》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     

一个经典故事“新编”出来的精神意蕴——细读冯至叙事诗《蚕马》

本文以现代中国的传统价值信仰体系溃散历程和现代作家的“故事新编“为背景,通过对叙事诗《蚕马》的故事渊源追溯和详细分析,展现冯至独特“故事新编“的创作手法,以及隐藏“新编“之中的隐秘结构：试图重新回到传统经典寻找支撑自己灵魂的“少女“,而这种努力最终不过仅仅成为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谈民族纪录片创作——以纪录片《传承之路》为例

通过拍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纪录片《传承之路》的亲身经历,深入分析研究了民族纪录片的创作。从题材的选择、镜头语言的调度、纪录片的采访运用、故事性与真实性的分析和解说词的运用等五个方面,分析在拍摄有关民族题材方面纪录片时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论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通过以《醒世姻缘传》为例探讨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发现：＂个＂可以分为量词＂个＂和非量词＂个＂,除了在个别特殊结构中必须显现外,非量词＂个＂前的＂一＂一般隐省。量词＂个＂前＂一＂的隐现与句法结构有关,＂一个＂或＂一个＋NP＂前没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必须显现;＂一个＂或＂一个＋NP＂前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可以隐省。     

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解析马克·吐温的黑人女性主义意识

从黑人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的瑞奇尔大娘的黑人女性形象,并在此基础上,解读19世纪美国黑人女性在奴隶制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揭示了作者马克·吐温关注黑人女奴的悲惨命运,彰显出其进步的黑人女性主义意识.     

《红字》中的“问题化”母性及其政治隐喻

在霍桑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女性教育与女性义务规约均基于女性未来的母亲身份,美国社会同样强调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回溯《红字》主要情节的历史背景发现,霍桑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母性观,另一方面突出了白兰的“问题化”母性,并以此为依托,通过强调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试图挑战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政治血缘联系,建立移民者后代与美洲大陆的新地缘关联,从而帮助构建美国人的独立民族身份。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故事新编》研究的难题

《故事新编》研究热点集中在体裁归属、艺术技巧、"油滑"问题、现代性与传统等,其中体裁归属和对"油滑"的评价堪称难点。创作时间跨度达十三年,《故事新编》是惟一在写作时间跨度上几乎涵盖鲁迅整个创作生涯的小说集,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及其动态的主体精神过程是不能忽视的存在,之前的研究疏于对这一维度的考量。"油滑"贯穿《故事新编》创作的始终,是解开诸多难题的入口,要在鲁迅动态的主体精神构成中来把握,需要我们对于鲁迅的精神与文学历程有一个更为深入、细密和具有整体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