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厚积薄发 填补空白——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近日,何孝荣先生的大作--<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洒洒75万余言,首先简要论述了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和考证了明代北京寺院的修建情况及具体演变,并深入分析了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的佛教政策、信仰等在其中的影响.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的一件寺院账目考——兼及清末佛教寺院经济构成与社会功能让渡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一件名为"一间修道院的财政账目"的档案,实为未知其名的寺院的财务档案,其中的财务记录体现了道光三十年该寺院以经忏为主的寺院经济结构。档案中的敦仁馆与光绪五年广州爱育善堂管理的敦仁馆实为一处,这为证明该间寺院有可能为长寿寺提供了证据。此件档案所反映的是晚清广州佛教寺院经济的一个片段,敦仁馆经营权的转让也反映了组织薄弱、经济匮乏的寺院和僧人在慈善事业中参与度的降低乃至缺位,更是佛教寺院社会功能变迁的写照。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略论

南传佛教是我国云南地区以傣族为主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和现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我国寺庙经济和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与现今的寺院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对比考察和分析。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战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变革

［摘要］本文探讨1945年以后的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全文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背景分析、由收入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筹措、由支出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运用、台湾寺院经济隐含的一些问题四个面向进行论析。经过研究后，作者认为，经济实非宗教本质，佛教团体如若过分重视表面，容易招来负面批评。台湾各佛教道场，常各自为政，致资源分散，难以统合，强调接棒者应加强经论研究，因道场若无正法引导，很容易偏离正轨。     

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唐代佛寺杂考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众多为其显著标识。但因朝代更迭及战乱兵燹等原因,其兴废变迁、榜额改易等极为寻常,而后世史籍、志乘所载,或以讹致误,或疏漏简略,或抵牾多歧,常滋淆乱。文章结合相关文史文献及佛教僧传相关之材料,围绕创建、沿革、处所等要素,对唐代二十余寺作了辑述与考辨,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阙失。     

简论出土文献折射的中古情感世界

唐代信教群体的善男信女叠叠大渐于佛寺的事例,从教外视阈反映了当时信教阶层对佛教寺院抱有人生归宿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民众晚年大限弥留之际对寺院的依寄,从生存资源分配律领域内意味着寺院对信徒赋有药物施舍和心理医疗的职能——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封建时代,寺院之以慈悲情怀延揽病患信众的皈依,突显了佛教对社会关爱责任缺失及时修复、适当补偿的功能价值——中古佛教潜入中国世俗社会之腠理。而中国石窟寺以往出土的教门群体的带有法脉意味的写本文书,则折射出教内人际互动的思想信仰基础。     

试论北京道教宫观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自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天长现在北京地区落成后,便揭开了道教各个派别在北京地区传道建观的历史.以北京道教宫观为切入点,综观北京道教宫观的渊源,以及北京道教宫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看出,北京道教宫观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试论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温庭筠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佛教的渊源颇深：在游宦之旅中遍访名山古刹、寄住山门、与僧人交游唱和。佛境禅理的熏陶使得温庭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途蹭蹬的痛苦,也使其诗歌创作具有清丽俊逸的面貌。本文讨论了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白居易在洛阳期间的佛教信仰

洛阳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主要生活地,他在洛阳期间与圣善寺、奉国寺、长寿寺、香山寺、天宫寺等著名佛寺均有密切的往来,这些佛寺分别属于密宗、禅宗、净土宗等不同宗派。他在洛阳期间佛教信仰有不拘门限、兼容并蓄等主要特征。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在唐代后期有代表性。     

唐代舍宫为寺考略

舍宫为寺是唐代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唐代皇室对佛教信仰的热衷程度。通过对唐代几例比较典型的舍宫为寺旧址的考证,查索相关文献,认为中国古代寺院的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向以多重院落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舍宫为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徐州地区的流传与影响

徐州位于黄淮海平原,自古经济发达,交通便捷,文化兴盛。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逐渐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徐州作为中国古代多种宗教汇集之地,这里佛刹林立,高僧云集,为当时佛教重镇,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稹与禅宗论略

在中唐士人普遍尚佛的大环境下,元稹与禅宗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他好游禅寺、广交禅僧、感悟禅理、寓禅于诗、以禅悟感发来观照社会与人生。特别是在调适贬谪心态与谪居情绪的过程中,在调整自己生命价值取向时,禅宗对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