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论东晋玄言诗的类型与改造玄言诗的契机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有赠答式、咏季候式、直咏老庄式、观览景物式四类,这四类玄言诗在体悟玄理时都忽略诗中感性形象的具体性而注重其概括性。但诗人一旦把观览景物作为注重点的话,玄言的体悟便退居次要,改造玄言诗的契机出现了。     

玄言对东晋诗歌的渗透

以玄言诗为主流的东晋诗歌 ,代表着玄言对诗歌全面、深入的渗透 ,这种渗透同时也就是诗歌语言对玄言的融汇。对于两种语言间的差异 ,东晋诗歌作出了一定的弥合和沟通 ,在具体的诗歌中也各有得失。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过程中 ,东晋诗歌语言对玄言的融汇有其必然     

东晋诗歌的音乐学考察--兼论音乐与文学研究之关系

关于东晋诗歌,刘勰等人确立的“玄言——山水”的讨论模式是千余年来研究者们共同遵守的轨范,它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晋诗歌发展的真实面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制约了东晋诗歌研究的进程。本文从古代音乐史的角度出发,运用音乐文学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力求对东晋诗歌作一新的诠释。本文认为,玄言诗主宰东晋诗坛,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也在于东晋一朝官方音乐的缺失和音乐活动的贫乏。而伴随着庶族皇权的兴起,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审美观念被承认并得到普及,才唤起人们对中朝音乐和新音乐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元嘉诗歌正是在这一氛围中登上诗坛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晋诗歌发展的问题,而在于提供一种诠释的角度。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晋玄言诗风衰歇的文化考察--以谢混、殷仲文为中心

玄学清谈文化的盛行是东亚玄言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时至东晋末。由于门阀政治趋于衰落，造成士族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化。从而导致其文化崇尚的改变。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影响，致使“淡乎寡味”，“辞意夷泰”之玄言诗风呈现出衰歇之势，造就了谢混，殷仲文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     

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

魏晋玄言诗的研究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玄言诗诞生期的时人评论,以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和文学批评为主要载体,影响了历代玄言诗评价的主要倾向。第二阶段自“五四”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魏晋玄言诗研究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以实事求是精神审视玄言诗的研究已初见端倪。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玄言诗的历史命运被重新“磨洗”,学界围绕着其价值、作家作品、义界、流变、产生原因、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魏晋玄言诗研究有着较为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以正确的方法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论玄言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玄言诗风行文坛逾百年,其影响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它对其他类型言理诗的影响、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和对后世文学审美观念的影响等方面.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东晋儒学具有鲜明的融通特征,但并未丧失固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立场,它在政治观念、道德修养、审美倾向等方面都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了东晋诗文正大、中和、渊雅等审美特色。这种审美风貌迥异于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玄言风气,更在晋末宋初文风变改之际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坛演化的进程。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     

金元诗的发展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格局 ,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最早出现于金代 ,本文主要沿着这个线索来谈金元诗的发展。本文是作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所编选的《金元诗选注》之前言 ,提前交由本刊发表 ,有所删节。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贾充新论

西晋贾充虽然为人无公方之操、声誉不佳,然而他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文章通过对贾充做过的4件大事的分析,认为他为西晋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大功臣。     

论玄学笼罩下的早期山水诗

早期山水诗萌芽于曹魏时代,在晋代逐渐发展和成熟,开启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标志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沟通与和谐,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玄言诗孕育了山水诗。玄学使山水具有清越之气,老庄思想使人们向往自然。随着情理的消长,山水逐渐与情感相结合,逐渐完成了对玄理的清洗,并且随着玄佛的融合,使山水诗具有了境界之美,并朝着世俗化和抒情性的方向发展,逐渐使山水诗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