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与扬州

继康熙六次南巡,乾隆自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也先后六次南巡。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可见他把南巡与西师看作同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所谓“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他同时也认为,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     

康乾南巡及其对运河区域的影响

康熙、乾隆在位期间 ,分别沿运河六巡江南 ,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清政府对运河以及江南地区的统治。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 ,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前者南巡 ,促进了东南地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后者南巡 ,则加重了封建政风的败坏 ,激化了阶级矛盾 ,清朝从此由盛转衰     

运河语境中的乾隆下江南传说研究

广为流传的乾隆下江南传说,是对1751年到1784年乾隆6次南巡这一历史事件的戏说。文章借鉴类型分析、传说圈分析等方法,对100篇流传较广的乾隆下江南传说进行了分析,发现：乾隆下江南传说以“解难题”为核心母题,可分为“乾隆吃瘪”“乾隆获救”“乾隆赏赐”三大类型,它以运河流域为主要流传区域,连接起南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叙事资源,运用了大量民俗文化形式;以文化自信为传承动力,展现出运河流域繁盛时期民间文化的自信面貌。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问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乾隆行宫“四绝”

乾隆行宫,坐落于江苏省宿豫县,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后经各代皇帝的多次修缮和扩建,形成了占地三十六亩、三院九进封闭式合院的北方清代官式建筑群。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到此祭祀和下榻,并亲笔题写敕建“安澜龙王庙”,故又称之为“乾隆行宫”。 该建筑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颇为壮观。     

京剧大师王瑶卿与清江浦大戏台

正清江浦的戏台,据史记载的有禹王台、清晏园,还有总督府里的堂会及民间会馆。京戏登陆清江浦大码头,皆与大运河密切相连。徽州商人富甲一方,金银满仓。于是,蓄家养班,争强斗艺。往来清江浦,便带来徽调、皮黄,徽调皮黄便流入官衙,成为达官显贵赏心悦目的大戏。徽戏一入清江浦,便如鱼得水,畅快无比。徽戏以完整的故事情节、悦耳动听的声腔、色彩艳丽的服饰、高超的表演艺术,让众人眼亮。康熙、乾隆六次南巡,助推梨园兴盛。两淮盐商,煞费苦心,河道两岸,恭设香亭,沿途每     

事实是驳斥谎言的有力武器——从康熙东巡谈起

康熙(1654——1722年),名玄烨,清朝在全国建立统治后的第二个皇帝。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行法家路线,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位的六十一年间,曾于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三次巡行东北。每次出巡,随从的文武官员及侍卫兵丁达数万人,队伍庞大,声威煊赫,为时少则两月,多达五个月。康熙的东巡,同他多次南巡江南、北巡塞上一样,都是为了巩固边疆统治和抗击外来侵略所采取的重大政治性措施。可是,近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给它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根据,竞编造大量谎言,无耻地篡改历史。他们除起劲地叫嚷什么中国的黑龙江两岸“历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土地”外,还在康熙东巡上大作文章,胡说康熙东巡是“继续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加强军事行动,企图用一切手段从这地区排除俄国人,将它并入自己的版图”,是搞什么“侦察军情”,“准备军事远征”等等。事实是驳斥谎言的有力武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文献记     

曹寅第六番“佩笔侍从”考——兼与刘上生“佩笔侍从”说商榷

康熙四十九年秋曹寅有"佩笔六番充侍从"句,体察其意,盖曹寅在侍卫及内务府郎官任时有第一番侍从,在康熙后四次南巡期间分别有第二、三、四、五番侍从,在康熙四十九年春巡游五台山时有第六番侍从。曹寅的前五番侍从,研究者已有论述,对他的第六番侍从,则全无印象或知之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拟结合《清圣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对曹寅的第六番侍从作详细的考察,并与刘上生先生的"佩笔侍从"说商榷。     

清康熙年间黑龙江地区达斡尔人编旗驻防考实

清代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人在康熙、雍正年间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编旗驻防活动,极大地补充了黑龙江地区的兵员,在黑龙江八旗驻防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人在清政府的安排下,先后6次编旗设佐。这一过程中的族属、驻防地、佐领数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清代两次博学鸿词科对诗坛的影响——兼谈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及与朝廷的离合之势

博学鸿词科是制科的一种,该科的诏开对时局的影响包括方方面面,清代分别于康熙己未年和乾隆丙辰年举行了两次博学鸿词科,将这两次词科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的轨迹,并以此总结清诗发展的规律。     

论乾隆治理西藏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本文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乾隆治理西藏的内容及利弊得失,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     

康雍乾三帝在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他者”形象

康雍乾三朝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清代统治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正值世界舞台上欧洲诸强开始崛起的时代。即便当时的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西文明依然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而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康雍乾三帝形象,则是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     

袁枚批评浙派

袁枚以其"性灵说"为准绳,对清代康乾浙派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皆有评论,对其与"性灵说"符合之处予以肯定,对不符合"性灵说"之处则予以批评.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扫除障碍.     

“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

康熙至乾隆之间诗学的嬗变,显示为一个王渔洋神韵诗学被扬弃而袁枚性灵诗学逐渐主导诗坛的过程。其间重要的契机是叶燮诗学由其门人沈德潜和薛雪传播、发挥,在江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以薛雪、黄子云、吴雷发为代表的江南诗论家将叶燮诗学中自成一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查为仁、桑调元等另外一些诗人则激活了古老的性灵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的一段时间,为性灵诗学的发展造好了舆论声势,做好了理论准备。这些人物都与袁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其诗学也为袁枚所熟悉,作为性灵诗学的前驱,有必要从诗学史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加以重新认识。     

对清代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及时总结

嘉道年间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长期致力于研究边疆民族问题,对清代实现多民族统一局面进行及时的总结.他们的出色贡献是:强调清代在康雍乾以后,"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应当大力加强中央与边疆的关系;论述国家统一带来边疆地区老死不知兵革,民户休息更始的新局面,谴责违反民族和好的错误论调和破坏行为;高度评价土尔扈特部历经一百多年曲折,最后回归祖国是"自生民以来未有之盛举",赞颂中华民族统一的巨大向心力.     

从《乾隆朝上谕档》看乾隆帝的驭臣策略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兼论“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

康熙将自己深厚的理学造诣付诸治国实践,以宽仁、德治驾驭群臣,提倡清廉,而各级官员也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尚,清廉为政之风蔚然而成,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清官之治.康熙与雍正、乾隆用人好尚、吏治思想各异,也使得三朝仕宦之风颇为不同.     

扬州平山堂历史兴废考述

平山堂是扬州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是蜀冈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建。平山堂在宋代至少被重建五次,以其宏敞壮丽被赞誉为＂淮东第一观＂。元明衰落,被改作司徒庙。清代是平山堂的兴盛期,至少被重建四次。康、乾两代帝王南巡都莅临于此,使平山堂臻于鼎盛。     

论清代格调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代格调派的产生与康乾以来的盛世背景、文化氛围及文人心态相关,而清初宋诗热的流弊及王士稹神韵说的偏失,则是促使清代格调派产生的诗坛背景。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