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辩证

近年国学呈现复兴之势,但"国学是什么"仍是最有争议的.从对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的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要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

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简析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

揭示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是阐明中国近代学术史问题的一个关键。以“罗王之学”为代表的早期甲骨学研究,其考释文字、分类推求、综合研究之“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至乾嘉以来的金石文字之学。与此同时,罗、王又得西学东渐以及和海外学人频繁交流学术之助,故在开发新史料和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上,成为超绝前代的国学宗师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试论国学的三个层面

中国的“国学”,是指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化、民族精神与思维方式的传统学术。其内涵至少包括载体、形态和方法三个层面,即由经典传承所体现的重训释、重考证、重综合的方式与方法。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文学思想的人类学转向视角

从学术史来看,多元文化视角虽然直接源于20世纪迅速兴起的一个学科--文化人类学,但其推广应用的领域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当代中国文学理念和文学思想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重要变化,可用"人类学转向"来概括.本文审视文论界和比较文学界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潮流--文学人类学,梳理其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的发生.西方知识体系的普世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使现代性建构的文学学科的贵族化取向受到后殖民主义的反拨.各民族着眼"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给国际的文学研究带来多元文化视角的变革,体现于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及研究实践.分析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评述其对人文研究方法论创新的贡献--"四重证据法",以"黄帝号有熊"为个案,可以展望四重证据法在人文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     

现代社会下的国学迷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呜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国学争鸣反映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体认。近期国学争鸣的主题是：国学学科、王权主义、儒家思想、传统文化与民主。发生背景是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世人日益关注“天下亡”、“人类亡”两类问题。争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亟须注意之处。选取“历史上的学术争鸣”、“思想之弊抑或制度之弊”、“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权”、“权利与美德——社群主义视角”四个视角可以检讨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学术争鸣。     

退而更化:历史传统的重建——试论国学复兴应以“读史”为中心

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是在社会急速发展导致价值观缺失前提下的一次文化上的自我救赎.全社会都有意无意参加到这次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读经”一度成为国学复兴的核心手段,本文拟从国学体系的分析,进而分析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借助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指出国学复兴中,应该以“读史”为核心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并指出恢复史学传统,借助读史能有效地推动国学复兴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和历史感的建立有着莫大好处.     

国学概念之辨析

从词源学上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是指国家开办的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或学问源于20世纪初。一般而言,国学是指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国学与传统文化、国粹、国故等是有区别的,当今学者研究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论邵晋涵《尔雅正义》中的金石证

邵晋涵是金石学行家,重视金石碑刻的搜集和研究,并有意识将金石文字材料运用于<尔雅>的训诂实践.其<尔雅正义>一书计50处引用金石材料,内容涉及校勘经注,训释词语,考索典制,提供异文.在材料甄选上他尊崇金石,但不盲从.他采用的传世文献与文物综合释证方法,开启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先河.     

论文学人类学学术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实质上更是一种以历史主义（而非逻辑主义）为价值系统的学术史观。它直接继承着中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特别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来,同时又是对这一传统学术方式的超越。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与旧历史主义最注重材料的鉴别与使用不同,文学人类学更重视对于主体思维方式的批判;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看,与旧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不同,文学人类学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客观的价值中立策略;从历史观念的角度看,旧历史主义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基于一种“文化利用”态度,而文学人类学则以对历史本身的还原为旨归。作为一种学术史观的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其唯物史观依据可以归结为“原始的存在如何决定了原始的意识”。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汉字中的国学义理（上）

训诂与解字是学习汉字的重要一环。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不死的表意文字。造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很多，训诂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狭义考察，所谓训诂就是解释古书文义，所谓解字就是解释字义。广义考察，训诂即解字，解字即训诂。历代都有志士仁人选择这个不太容易收获名利的事业，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到中国的文字能不能健康发展与延续，能不能保证它不走样变形，始终如一地表达同一个意思与同一种思想，形成民族特有的传统。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是对汉字理解极其深刻的人，他是这样评价汉字的：汉字完全可以替代哲学著作，未来的哲学将使用汉字来表达，以免去那些冗长的论述。本文选择了部分汉字，从其本意始，发掘其中的国学义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莱布尼兹思想的一次实践。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国学刍议

“国学”作为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概称，始于本世纪初，是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相对于“西学”而命名的。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国学”应包括语言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科技之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对于这些内容的研究，则必须以今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寻求其全新的意义。     

国学思潮批判

国学是在西方现代学术传入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学术,抵御西学而提出的。因此,国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包括儒家的立场、注解经书为主的研究方法等(国粹学);而不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国故学)。国学具有反现代性、反现代学术的性质,它拒绝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并且打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及被文化市场运作。从国学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它也不具有可行性,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总之,国学是一种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     

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发展冷门绝学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音韵学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部分,其优良传统应该被继承、光大、创新,要建设具有时代精神的音韵学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思考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未来走向,需要着力推进五个方面的研究：上古音研究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古音研究要突出重点,各个击破;近代音文献要充分挖掘,加强整理;音韵学研究要注重新方法,融入新手段;音韵学研究要建构“三史”,实现飞跃。信息化时代,音韵学人要集中思考、共同发奋与通力合作,实现建设“汉语语音系统研究大数据平台”的宏伟目标。科学对待并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活的方言口语材料的“三重证据法”来解决音韵学中的有关问题,使用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新的二重证据法”来研究汉语方音史,是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