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的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地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确保其充分履行职能，发挥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机关和民主法制工作机关的积极作用。 首先，地方人大制度创新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现形式”视域下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路径探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及实现当家作主地位的最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尚存在突出问题,乃至影响到其功能效用的充分发挥和真正实现。要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重点从优化人大代表的具体产生机制、创设和保障人大代表的履职条件、理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权力架构及同国家其他机关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论树立地方人大常委会权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新宪法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同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它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路径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权力的至上性和全权性,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全权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体制中居于最高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有了很大提高,但距离宪法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是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二是加强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能动性,三是实行代表专职化,提高我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准。     

提高人民代表素质问题的探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宪法总纲第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的国家权力机关,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细胞”。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离不开人民代表的参与,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必须通过人民代表的积极活动才能圆满实现。人民代表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的能力,有没有这种能力以及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人民代表能不能发挥作用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和基本原则经历了历史的考验 ,而获得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其中关于公民依法直接管理国家各项事务才能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新的世纪里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日益完善 ,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必将有巨大创新 ,显示出其无比优势。     

论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

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是指在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一位公民被确定成为一名正式代表候选人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其内在价值为保障公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空间,促进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我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的完善,有赖于对候选人的居住期限、教育程度和个人信用等要素进行研究,以期实现人大代表基本素质与履职能力的提升。这有利于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切实履行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入推进。     

关于全国人大应否被纳入宪法监督范围的思考

宪法监督制度能否有效运转必须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予以考量。绝对主义地理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从其不应受法律上所设置机关的监督的政治逻辑推论,将导致实践困境。在宪政的话语重新厘定和审视人民代表大会地位、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是化解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尴尬的关键。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简单等同于人民意志,专门机关的宪法监督机制的设立并不会导致民主背反的理论难题。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与有效发挥作用,还需考量宪法监督体制之外,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制约与影响。区别规范性审查与基本权利救济的特殊性,交由不同的机关分别应对不失为理性选择。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人民代表工作联络处的思考

城市街道办事处的人民代表工作,是整个人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城市街道办事处人民代表工作联络处的法律建设,是强化国家地方权力机关监督作用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俄罗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及启示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于2002年7月1日生效,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40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成为世界上又一重大的刑事诉讼法改革。随着俄罗斯司法制度的改革,俄罗斯关于刑事诉讼司法价值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在此基础之上,俄罗斯建立具有自己特色非法证据规则。从俄罗斯非法证据制度研究出发,从非法证据规则在新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和制度设置中吸收经验,对我国非法证据规则进行简单的理论构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WTO原则框架下的行政理念与政府角色

自由贸易原则要求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非歧视原则要求树立法的权威 ,透明度原则是法治的重要保障。“自由贸易”、“透明度”、“非歧视”三原则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须秉承“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超然政府”等行政法治理念 ,加快行政法治建设 ,转变政府职能 ,同时充分利用WTO原则、规则体系中的优惠条款维护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当扮演引导员、信息员、服务员、警卫员的角色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法治思想初探

在新的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回顾20世纪初,“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论述中即包含了丰富的法治思想他坚持人民主权,指出“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他倡导法律至上、宪法至尊,认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他注重人权,推崇平等;他重视立法,盛赞法律为“共和国之命脉”;他主张依法行政,认为政府各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有法可循,并大力整饬吏治;他强调司法独立,力主改革封建司法制度.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中西法律文化的贯通融会及挖掘法治本土资源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给我们今天对传统法治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     

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22周年

本文重温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０年８月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概括指出：一、其三个方面的内容：实行党政分开；适当分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针：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必须要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道路。深刻领会该讲话精神，对于推动我国新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侵权赔偿制度的"公法化"模式质疑

宪法规定的国家侵权赔偿制度应当包括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公法性质的国家赔偿制度体系和《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的私法性质的赔偿制度体系。本文通过对这两种赔偿制度模式的分析,指出不宜把国家侵权赔偿制度完全"公法化",而应该充分发挥民法规范的调整功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