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定位：基于外部环境与国家利益的分析

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变的国际体系，加之中国自身的实力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外交战略的定位十分困难。正确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无关紧要的利益，是中国外交战略定位的前提。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应该坚持：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三。以亚太地区大国为基轴，进可由地区政治对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发挥有力影响，退可以稳定国内政治，形成国家政治、地区政治、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良性互动。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将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突出中国外交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一致。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试论国际制度下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催生国际制度。利益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认识和实践中逐步显现，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国际制度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际制度不是完全被动的，其一经产生就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国家利益产生教育、引导、保障、限制、促进等功能。一国在国际制度中扮演何种角色，对该国国家利益具有的重要影响，为了争取国际制度保障国家利益，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制订与执行。     

中国外交战略定位:历史进程、现实基础与原则策略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发展出一个国家利益的层次理论；进而提出中国在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定位原则及“发展国内、稳定周边、扩展贸易、走向世界”的具体实施方案。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新中国国家利益的争取和维护

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战略家。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新中国国家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在此期间为争取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作出的许多战略决策，不仅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站稳脚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新中国未来的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由此有必要对毛泽东建国初期的国家利益思想与实践作出理性的思考。     

解读邓小平对美外交的国家利益原则

国家利益是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国制定和实施其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邓小平是新中国领导人中明确提出应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中国对外关系出发点的第一人。这一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理解其深刻内涵，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灵活运用，为中美关系健康长久的发展和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中国公民在非洲的安全与领事保护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赴非中国公民人数日增，中国公民在非遇险遇袭之事件亦明显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公民遇险国。随着中国国家利益逐渐延伸于世界各遥远之地，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和成本也在增大。中国公民在非洲究竞面临哪些安全问题挑战？中国公民应该采取何种防范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政府又该如何加强和改进海外领事保护工作？准确理解并妥善应对这些挑战，对中非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略论国家利益的概念及其阶级本质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利益的阶级本质做了探讨，指出国家利益不能脱离它的阶级本质，即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决定的国家的性质，对国家利益的目标、获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以及国家利益的分配等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根本原因之分析——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和国内私人三者利益的协调作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蕴涵着国际社会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私人利益这三种利益,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过程是这三种利益各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在它们各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这三种利益难免有碰撞、摩擦和冲突。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三种利益必须进行相互协调。因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也是三种利益彼此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是协调了这三种利益的矛盾,既维护了国际社会利益,又保障了中国国家的利益,还顾及了中国私人的利益,从而使这三种利益趋于和谐统一。因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是这三种利益趋于和谐统一的过程。由于利益是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社会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私人利益的协调作用。     

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了国家形象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然而在西方媒体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多属负面,此一现实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指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发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中国应继续重视海外华文传媒的运用,使之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三方利益调节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过程。这种多元政治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密不可分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也促进了NGO的发展，其正在替代日益削弱的单位制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功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调节机制，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应该是国家（政府）、市场和NGO三方调节机制。在中国语境中，也可以称之为法团主义加市场机制的利益调节机制。     

冷战期间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脉络分析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因而观察某一时期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否维护了其国家利益,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应是国家利益客观性与主观性是否一致。通过研究冷战期间中国国家利益及其与当时外交战略的关系,从而认识评价当时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以达到为建构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提供重要的参考目标的目的。     

论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利益关系妥善协调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确认、权衡各种利益并以此为依据解决利益冲突，从而实现利益关系的妥善协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坚持权利本位、统筹兼顾和利益分享，遵循明晰化和谦抑性原则。     

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评价的若干思考

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是指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观点、看法和主张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国家利益实践的总称。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内涵十分丰富,它可分为国家安全利益观、政治利益观、经济利益观和文化利益观等部分。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也离不开毛泽东本人主动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思想丰富营养的主观条件。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力与战略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也是对外政策的目标.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战略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关键.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在于国家战略上的正确选择.     

农村制度变迁中的农民利益诉求——从杜赞奇“经纪模型”视角的考量

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始终是倍受关注的问题。伴随时代变迁，改变的是农村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方式。本文从美国学者杜赞奇“经纪模型”理论入手，探讨曾存在于中国乡村的“中介人”现象。文章认为我国在实现民主革命的进程中，通过摧毁乡村“中介人’阶层，使国家权威深入乡村，巩固了新政权。但在其后的制度变革中，忽视乡村“中心”力量的培育，致使乡村缺乏多元利益代理的博弈，造成国家直接面对乡村的紧张。     

国际仲裁实践的挑战与美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晚近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传统上美国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签订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晚近，随着NAFTA的生效，美国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诉至国际仲裁庭。针对国际投资实践对东道国利益的漠视，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开始转型，注意平衡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利益。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输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吸取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经验，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不受外国投资者的挑战。     

发展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文章以某一个时期内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等级及实现顺序的不同为依据,把中国在"冷战"后时期的国家利益划分为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三个层次,以此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冷战"后时期发展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加深对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的深刻理解.     

论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安全利益区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家安全利益的概念,阐述了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涵义;接着分析国家安全利益区的性质特征,提出了确定国家安全利益区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最后,阐明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区,着重剖析了我国安全利益区的核心层和内层。     

冷战时期中关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密不可分，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占重要地位。中关传统历史文化的对抗和新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使两国产生敌对情绪，而走向对立；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占了上风，中美关系缓和，冷战进入转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