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英译的空缺——从尼采的超人学说对鲁迅的影响谈起

从鲁迅的文化背景出发,揭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受尼采影响的部分,及其在英译中的空缺,提出英译时应特别注意鲁迅作品中的隐含意义,用加注及参考尼采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的方法完全传达鲁迅的本意。     

怨恨心理景观的绝妙展示——鲁迅小说《阿Q正传》新释

伟大的文学文本总是有着无限的阐释空间,它永远向一切时代和个体敞开。自鲁迅小说《阿Q正传》进入文本流传史以来,对它的言说可谓汗牛充栋,正是伟大文学文本之佐证。将之视为一篇心理小说,以"怨恨"切入,发现小说主题内涵的深层极微。实乃中国民族国家现代走向的寓言式表达。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论《阿Q正传》对儒家良莠混合学说的否定与“反讽”修辞

儒家的良莠混合学说,主要是指其中既包含了合理的因素,又包含了不合理因素的学说。其中,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所引用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斯亦不足畏也已等,就是这种具有良莠混合形态的学说。鲁迅在小说中以敏锐的思想之力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学说给予了否定,其否定所采用的基本艺术形式就是反讽修辞。     

从新文学经典到大众化的艺术形式——《阿Q正传》从《晨报副刊》到《麒麟》的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是新文学的经典之作,思想意蕴深刻,回味无穷,启发一代又一代中国民众的觉醒.作品构思独特、艺术手法精湛、内容贴近生活现实、故事的可读性强,影响较大.小说自1921年发表于《晨报副刊》后,不断有人将其改编为剧本等文学形式.1941年,伪满期刊《麒麟》曾刊发过杨六郎改编的单弦弹词《阿Q正传》.这些改编都试图让“阿Q”从知识分子的新文学书斋走向大众的文艺场,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并了解“阿Q”.改编者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煞费苦心的改编尝试,力求通俗化解读《阿Q正传》,把这部新文学经典引向普通的阅读群体,既体现了鲁迅精神的再度“呐喊”,也推动了鲁迅精神的传播.同时,经典改编本身也成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三不朽图赞与速朽《阿Q正传》的文脉勾连

张岱晚年所著《於越有明三不朽图赞》,以图像加赞辞的形式,辑录了绍兴有明一代先贤的事迹,汇成人物传记式圣贤画谱.鲁迅家藏该著作珍本,曾于1912、1913年两次补绘插图,补足跋语,周建人抄录赞文,鲁迅又两次购藏此书三册,以表达对绍兴先贤和文学前辈的敬意.本文是学界首次整理鲁迅补录手迹,赏析鲁迅唯一存世手绘圣贤人物画像,基于三不朽的儒教内涵,赞文体裁的文学性,鲁迅对张岱文章史著风格的传承,勾连反圣贤的白话小说《阿Q正传》,于此个案回溯流转的文脉深处,论证所谓沉默期鲁迅钞校古籍与新文学创作之间的对话关系.     

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各地中学语文教材从今年新学期开始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有契合之处。在小说、散文、散文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存在着文学上的关联。《呐喊》与《我是猫》注重以空间叙事来完成小说结构的建构;《朝花夕拾》与《永日小品》里展示出来的是文字的“余裕”;《野草》与《梦十夜》是生命独语的展现。然而,《呐喊》空间建构上的复杂和多元、《朝花夕拾》里温暖的情感和自由率性的笔墨趣味、《野草》的凌厉和冷峻,又显示出鲁迅的独特创造。     

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双重典范——都市传媒视野下的《阿Q正传》

鲁迅小说<阿Q正传>以创造性的写作方式和生产方式,创建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和市场联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以文学性的追求探索了现代中国小说的限度和样式,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性追求又构成了小说在市场上的读者看点.分析文学性与市场化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对思考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有意义.     

五四语境中的“双十怀古”——《呐喊》的生成、编集与版本变迁

鲁迅在《呐喊》编集中为各篇小说补记了篇末日期,双十节是贯穿始终的隐形线索。《呐喊》各篇作品发表的五四新文化语境,使得小说家的辛亥、民初体验处在被五四挤压乃至覆盖的状态。鲁迅由张勋复辟事件激活了自民国元年便已开篇的头发的故事,并将其扩展为《呐喊》的整体脉络。由感今而触发的怀旧一开始便是《呐喊》的写作动力,与时事相重叠的历史则构成了《呐喊》单篇文本的生成机制。在《呐喊》的出版过程与版本变迁中,鲁迅借助现代出版印刷媒介实施其艺术构想。印刷字体的细微差异既揭示了小说家将围绕头发的故事而展开的双十怀古题旨,与典型的五四语境相融合,也为新文学善本的选择提供了参考视角。     

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总是把阿Q与"国民性"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阿Q正传》也被认为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小说确实有批判国民性的一面,但是,对这一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仅仅关注于阿Q行状的国民性,而遮蔽掉了小说序言中的某些重要信息。鲁迅批判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阿Q这样的愚昧民众,他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新旧知识分子。通过序言及小说中对赵秀才、钱假洋鬼子的书写,从而把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促使读者去重新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再议

本文认为 ,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 ,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没有将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对立起来。《阿Q正传》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 ,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这和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 ,写阿Q革命是为了否定阿Q的革命 ;他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 ,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 ,比赵太爷还坏。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他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 ,对一切革命的否定 ,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 ,把一切罪恶归之于阿Q ,那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蓝译本《阿Q正传》中文化词的翻译策略探析

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词,而这些文化词的正确处理对于小说的英译极其重要。本文旨在以蓝诗玲的英译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例,分析和总结其译者在处理文化词英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擎,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意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

村上春树对鲁迅的<阿Q正传>深怀共感.<1Q84>中的深绘里之父、青豆及牛河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阿Q正传>中的描写有比较价值.     

绝望的反抗与自然的呼唤——《阿Q正传》《边城》生命观比较

鲁迅和沈从文通过《阿Q正传》《边城》的文学创作阐述对生命和人生的认识,执著而痛苦地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鲁迅要求我们要正视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并且反抗一切妨碍国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黑暗。沈从文则认为,生命是上帝的造物,本质上是美丽的,生命本性只有在其最初家园即自然中,才能得到真实而充分体现。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生命形态：卑琐萎缩与刚柔相济的不同展演;生命内核：祖先崇拜和爱与美的张扬;生命归宿：摧毁奴隶根性与天人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