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

汉代人名中有大量反映长寿、长生观念的用语,而且其时代集中在西汉武昭宣三朝.这反映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影响在武昭宣时期发展到顶峰,此后逐渐衰落.神仙信仰在汉代的盛衰有着复杂的原因.     

仙传小说与曹植游仙诗

曹植是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游仙诗可考的大约有《升天行》《游仙诗》等11首,这几乎占了曹植诗歌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曹植的游仙诗受到了屈原《远游》创作的影响,并且是结合了汉代以来的道教神仙思想而逐渐成型的。在道家思想领域,尤其是汉代以来的仙传小说对于大量神仙升天羽化故事的描写以及纷繁复杂的仙境的描绘给游仙诗这种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文学性大大增强。曹植的游仙诗与仙传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互有促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焦氏易林》游仙诗研究

《焦氏易林》是西汉焦赣所著的一部占筮之书，但在文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受楚辞等文学传统和汉代神仙思想的影响，《焦氏易林》中有大量游仙诗，这些诗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奇幻迷离的神仙世界，涵盖了后世游仙诗的三种类型，表现了作者现实的苦闷与对理想生存境界的想往。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的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试论汉代游仙诗的产生及演变

汉代游仙诗的产生过程和楚辞有密切的关系。楚辞中的《远游》篇已蕴含了游仙诗的基本因素。至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在承袭中将宣扬道家思想的主题改变为永生不死的愿望。以后的汉乐府游仙诗则体现了道家与方士思想的融合，从而形成及演变出汉游仙诗表现仙人自由安乐的生活，表达长生不死愿望及企望超脱尘世的思想形态。     

汉代羽化图像的发展及其原因

汉代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石 (砖 )所描绘的内容无不是羽化思想的体现 ,而羽化图像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作为外在因素的外来文明一直是汉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外部环境 ,而本土的鸟图腾崇拜以及神仙信仰等内因却是羽化图像迅速发展的必备土壤 ,他们在相互影响下一同孕育出扑朔迷离的汉代“羽化”艺术。     

论郭璞游仙诗的艺术特色

郭璞的游仙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典范之作。郭璞作为一位精通卜筮之术的方士，有着真诚的神仙信仰。他创作的正格的游仙诗，有浓郁的仙道气氛和神话色彩。修炼要入深山，隐居亦须林泉，郭璞的游仙诗呈现出一种山水化的倾向，包蕴着人与自然的冥契。在追求人生理想的意义上，郭璞的游仙诗继承屈原旨趣，和阮籍的咏怀诗颇为相似。郭璞以现实、人生的内容充实诗歌，对晋代诗风转变做出了贡献。     

汉代画像与汉代人的等级观念

从人类设官分职开始,即产生上下等级观念.西周时期,正式建立起严密的等级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皇帝—三公九卿—郡县,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使尊卑等级观念更为加强.汉代独尊儒术,纲常伦理通过教化的方式强制推行,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各基层之中.这种等级观念,在汉代画像中得以充分体现.汉代画像,分为现实世界和神仙世界两大主题.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周公辅成王图、拜谒图、车马出行图,还是神仙世界中的西王母、东王公、天帝、神仙出行图,无不渗透着严格的等级意识,这是汉代人等级观念的直观表达方式.     

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

汉代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帝王的造神活动是汉代神学思潮涌动的内在动力 ,方士的积极参与是汉代神学思潮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力 ,汉儒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学说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 ,方士和儒生的结合衍变出了谶纬神学 ,并导致了经学神学化和神秘化。汉乐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汉代神学思潮的需要 ,汉乐府中的郊庙、游仙诗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 ,反映了汉代神学思潮的某些思想内容。同时 ,汉乐府郊庙、游仙诗在音乐的曲调上 ,在诗歌体裁和表现手法上也吸取了民歌的养分 ,从而使其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汉人的神仙观念与汉赋的艺术表现

神仙信仰对汉赋作家的影响，已不再是相信与追求神仙生活，而是借助神仙传说，或衬托帝王宫苑的豪华，或渲染天子仪仗的壮观，或表现个人追求的曲折，或展示独立自由的人格等，其彰显出文学创作所特有的艺术构思与表现技巧。汉代神仙信仰的迅速发展与广泛普及，使得汉人的神仙观念出现了不少新特点，而汉赋有关神仙的诸多描写，正是汉人神仙观念的艺术反映。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汉代乐府咏史诗探论

汉代乐府咏史诗的创作量是较多的,分为乐府古辞、民歌、文人之作三类,具有音乐性,初步反映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抒情言志的功能,最早采用或确立了史叙、代言、论述三种咏史体式,有较高的艺术性。     

寄意于长寿托情于游仙--曹操游仙诗的精神内涵探微

曹操本信奉黄老,有神仙情怀,同时又怀疑神仙不死,对神仙之说且信且疑。曹操终未沉迷于神仙迂怪之说。渴望延年以完成统一大业导致他崇信长生之术。曹操的游仙诗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呈现出求仙与反神仙、求长生与求功业的复杂性。其游仙诗以游仙为艺术外壳,借游仙题材以咏怀。求仙与反神仙都旨在求功业,求长生亦为求功业。其游仙诗重在精神超越而非迷信神仙,有深刻的言外之旨。     

汉代乐府与戏剧

本文对汉代乐府与戏剧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并涉及到先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戏剧史实。文中认为应该将“乐”、“乐府”这一中国古代综合性音乐娱乐艺术体系纳入到戏剧史的主体中来,并着重研究了汉代的郊庙歌辞与相和歌辞中所反映的戏剧表演情况,研究了向来未曾触及的早期戏剧文学的样态。文中涉及丰富的戏剧史资料,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新的探索。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是求仙还是求贤——评曹操的游仙诗

本文针对流行的曹操游仙诗实即求贤诗的论点,阐明曹操晚年已由不信神仙转变为相信神仙,初写的游仙诗表现了求仙与求贤的思想冲突,最终发展成为虚无缥缈的游仙诗,其诗歌生命也就此终结。     

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分类

该文将考古资料与古代文献结合，以汉代人的丧葬观念和当时人们在墓葬中装 饰画像的主观愿望为着眼点，对中国西南地区汉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画像内容进行了分类。 其具体分为：(1)神仙仙境与升仙（附：墓主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2)驱鬼镇 墓；(3)吉祥等三大类。该文认为，西南地区汉代的画像是表现以西王母为首的昆仑仙境与 升仙的内容为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死者能够升仙而进入昆仑仙境。     

汉代墓葬中的北斗形象

北斗信仰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两汉时期北斗形象大量出现在墓葬中,除了刻画在陪葬器物上,也被直接用于装饰墓室。汉代墓葬中的北斗形象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北斗,它反映了汉代丧葬礼俗情况,在不同时空及信仰群体内其表现形式及其内涵是有很大差异的。     

论曹操的神仙思想及其游仙诗

前之论者提及曹操游仙诗,多讽其为宴饮欢会之作,思想消极颓靡。既没有看到其对秦汉游仙文学的超越,也忽略了他对魏晋盛极一时的游仙诗的开启之功,有失客观公允。今之学者论及曹操游仙诗,又往往忽略其自身思想的复杂多元,也较少将曹操对待神仙的态度与对待方士、方术的态度进行区别甄辨。本文试从曹操的神仙思想着手,重新解读其游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