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

北宋东京城中名刹大相国寺宝奎殿的兴建缘于宋太宗晚年为大相国寺亲笔御书寺额,太宗欲用御书题榜来营造文治之象。仁宗时期,大相国寺开始兴建御书阁来收藏太宗御书,仁宗也参与到建殿奉安的事宜中,他亲自用飞白御书宝奎殿,并以撰记、篆额和刻石等一系列动作与大臣们联手打造出御书创作与展示的政治典范,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盛事"。太宗与仁宗在大相国寺的御书典故渐成祖宗故事的一部分,南宋词科就曾以"宝奎殿太宗御书赞"命题,此时帝王御书也成了崇儒右文的盛德大业。御书故事不但成为科举考试中历久不衰的话题,更是宋代转向文治的表征。宋太宗及其子孙所营造起来的御书传统在政治文化中被不断继承、累积和叠加。而通过御书传统塑造出来的祖宗之德,也使得太宗越过太祖,从继统之君而成为开创之祖。     

宋琪与宋太宗朝政治散论

宋琪成名于契丹,长期幽沉于幕府,但却在宋太宗时期飞速窜升至宰相,这与北宋初期独特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影响宋琪政治前程的主要因素有:北宋前期河北集团的存在、太宗时期晋邸集团的存在以及宋琪本人不凡的才能。不过,宋琪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与宋太宗的希冀并不相得,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宋太宗朝基本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变态政治,皇帝自立时代终结,官僚亦从五代型过渡到了宋代型。     

“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以直道自许,故一生三遭贬黜。由此会让人对当朝的太宗和真宗不能宽宥直臣有些看法,认为王禹偁行直道却屡遭贬黜,定然是太宗和真宗不能容人,尤其是像王禹偁这样的狷介之士。其实不然。太宗和真宗当国的时候,给予了王禹偁太多的欣赏和眷顾,有时甚至感人肺腑。这让我们看到,在三黜背后,并不尽然是皇帝的刻薄少恩,尚有君臣之间的相遇相得抑或是相知,当然还有相伴的失望和怨艾。     

北宋前中期物价波动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北宋前、中两期物价涨落的变动问题,从中找出升降的原因,这对进一步认识赵宋王朝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意义的。今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作为北宋的前期,仁宗、英宗二朝作为中期加以论述.     

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杨亿等人所作《汉武》唱和诗是针对真宗朝"西祀"、"东封"和"祥瑞"频降的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绝非单纯意义的"以学问为诗"。传统认识中对杨亿及其"西昆派"的认识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与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杨亿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汉武》唱和组诗的真实情感。     

北宋前期对通货膨胀的防止及其效果

北宋前期是指宋太祖、太宗、真宗统治时期.宋初,因受五代十国时期币制繁杂和货币流通混乱的影响,一度存在铜钱奇缺、劣币泛滥、铁钱贬值、交子失信等弊端,从而呈现出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宋廷在增加铜钱产量、统一铸造法币、确定钱陌制度、规范钱币质量、严禁私铸劣币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各种相关的经济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紧缩财政开支和增加积累,减免人民赋役和救灾扶贫,禁止商业投机和调控物价.由于宋廷实施了上述一系列政策,终于防止了通货膨胀的发生,至宋太宗、真宗时期,己形成了国家富裕、物价平稳、社会安定的局面.     

张载的唯物思想(上)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陕西西安人。著作有西铭、正蒙和经学理窟等,其中正蒙是他的代表作。他钻研“释老之书累年”,①可是,从“尽究其说”中,感到没有什么道理,便尽弃共学,转而从事于六经的研究。佛教经过五代末吴越王钱镠、钱俶和宋太宗、真宗等一再宣扬与宗奉,曾显得一度活跃,②尤其是在宋神宗时,社会危机暴露:一面是从工商业发达中所导致的土地集     

北宋

北宋九个皇帝，除钦、徽宗二帝被金人掳俘北国客死他乡外，其余太租赵匡胤、太宗赵广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项、哲宗赵煦都葬于此。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宏殷的墓，世称谓“七帝八陵”。按照埋葬时问的先后，八陵的顺序依次是：1，宋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2，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3，宋太宗（赵广义）的永熙陵；4，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5，宋仁宗（赵祯）的水昭陵；6，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项）的永裕陵；8，宋哲宗（赵煦）的永秦陵。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冯元:博学多识的一代大儒

在宋代,出身岭南的冯元,是以进士为朝官而至通显的第一人,是宋代岭南少数几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冯元仕宦３０年,在国子监讲学及管事２０多年,又在龙图阁２０年,先后为真宗、仁宗讲学,对于皇帝和士大夫都有很大影响,堪称那个时代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方面的活动,为随后的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冯元又是博学多识的一代大儒,是当时典章礼仪的专家     

论北宋时期之崇道及其对官员的影响

北宋时期,自宋太宗开其端,到真宗和徽宗时期,掀起了两次道教崇奉的高潮。这两个高潮的出现,对北宋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北宋官员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官员的科举入仕,官僚队伍的消长以及官员的升黜等。 北宋王朝的科举考试中,本来没有道教经典的掺入。宋初的科考项目有下列几项: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其考试内容:进士,诗、赋、论各     

略论宋太宗

也许是宋太祖的功业过盛,在他的赫赫功业之下,宋太宗就显得有些黯然无光。因此,对宋太宗其人,历来似乎研究得不够。其实,构成宋初政治的主角,分别以武功、文治开创有宋一代三百年基业的,应当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太祖、太宗兄弟前后相承,一个草创开拓,一个稳定发展。本来,这种开基事业,应当是象唐太宗那样,在一个君主之下形成。然而,由于公元976年一个雪夜的“烛影斧声”,历史就注定由这两个人来完成了。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道教与宋太宗父子的上台

宋太宗的上台,给历史留下“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但毫无疑问,道教是帮了他的大忙的。材料证明,太祖之死,太宗上台,很可能是宋太宗与道士合伙搞了一个宫廷政变。当然,太宗的宫廷政变不只是靠与道士的合谋,但无疑的是,道士们的活动是其宫廷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宋太宗还利用道士,制造自己是真命天子的神话。不唯如此,太宗还与赵普合谋,搞了一个“金匮之盟”。固然,对于“金匮之盟”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还有争论,但不管其是真是伪,都为太宗的上台制造了根据。可是“金匮之盟”的存在,却给他的皇位传承带来了麻烦,为此,宋太宗再次靠了道士的帮助,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

寇准是北宋名臣,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寇准的遭遇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巨子与君主、个人与国家、君臣关系与国家政治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宋太宗曾尊称神宗考

宋太宗曾尊称神宗考李裕民宋代有两个皇帝除了庙号外，还有特殊的尊称，其一是宋太祖尊称艺祖或烈祖，此为治宋史者所习知。其二是宋太宗尊称神宗，它恰与赵顼的庙号相同，自元丰八年（１０８５）九月八日，赵顼获得神宗庙号以后，太宗这一尊称不再沿用，以致治宋史者多不...     

论宋太宗的政治思想

宋太宗(赵昱)在许多方面反映出来的政治思想,与一般封建帝王相比,有不少相异之处。他的许多政治见解,不仅来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而且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学习与借鉴。他继承宋太祖赵匡胤的遗志,统一中原,并把一个长期由武人控制和官吏贪浊的混乱社会,逐步改变为由文人控制的政权和基本稳定的局面,并影响到后来若干年的封建统治。其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为何?使我们不能不究其所以。     

北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兼论《谈苑》“今三万九千寺”的“今”字指代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这是记载北宋寺观数量的重要史料之一。通常认为"今"字指"嘉祐三年",以此为据,得出北宋真宗朝至仁宗朝寺观激增、佛道膨胀的历史结论。然实际情况却是本时期寺观数量不仅未见激增,僧道人数反而出现骤减。这一寺观数量的巨大变化,系因统计方式和范围不同所致,并非社会现实变化的真实反应。史学研究者忽视政治运行及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单纯将数字拿来说明问题,这违背了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