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及其调控政策评价:一个文献综述

物价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近年来,生猪价格的频繁波动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一些专家学者就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生猪价格波动表现和特征、生猪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缓解生猪价格波动的对策以及国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评价。这些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及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地方。     

生猪生产决策行为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自2000年至2018年,我国生猪价格经历了大约4个波动周期,每个周期大约为4至6年,恰好属于对社会经济生活危害最大的中期性经济波动。价格波动剧烈频繁、生猪生产大起大落,对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且目前正处于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生猪养殖规整工作使很多养殖者退出生产,此种现象的大量涌现将挫伤生猪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猪生产量缩减,从而供给不能稳定,价格波动加剧。因此,抑制"猪周期",解决生猪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为了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本研究以山东省为代表,对山东省17个地市的生猪养殖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影响生猪出栏量的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养殖户参与培训情况、与销售渠道的合作稳定程度以及对自然风险的预控能力与生猪出栏量呈显著正相关。(2)生猪养殖成本增长越多,生猪出栏量越倾向于变小;生猪价格越高,出栏量越倾向于变大;成本-价格交互项验证了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最后,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稳定生猪生产的相关政策。     

基于蛛网理论的生猪价格波动性分析

本文运用蛛网理论深入分析了我国生猪价格波动的状况,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生猪市场正处于不稳定的"发散型蛛网"波动状态,随后的统计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针对"发散型蛛网"的成因及波动特点,本文就如何稳定生猪生产,走出蛛网困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生猪价格怎样合理制定

合浦县食品部门收购的生猪,1978年平均头重为125斤,1979年为130斤,1980年为157斤,1981年为195斤,1982年达到212斤。为什么收购的生猪越来越大?这除了粮食丰产和农民富裕了不急于卖而留养大猪等因素影响外,主要原因是提高了生猪收购价和标准定得不合理所致。广西收购生猪分为四、三、二、一和特五个等级,四级与特级猪每百斤差价为15.9元。今年虽取消了特级猪,但仍有四、三、二、一级之分,其最高与最低的差价为11.9元。     

我国农产品流通制度的组织创新研究——-猪肉涨价背后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007年,消费市场上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实际上生猪价格长期以来都是很不稳定的.各方对于猪肉涨价的原因,大多从生猪生产和供给减少的角度分析,提出了多种合理的解释.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由于猪肉供应链条上众多独立流通主体的存在,使消费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包含了多次中间交易的费用.故而目前生猪流通渠道的冗长和复杂也是加剧猪肉价格波动的直接原因,还影响到农民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和生产积极性,即影响生猪的生产和供给平稳.本文从减少中间环节交易费用的目的出发,提出通过建立专业运销合作组织改革现行的生猪流通制度,并对合作组织的形式选择、制度设计以及社会效用做出详细分析.     

信息不完备与生产的盲目性——对90年代以来我国生猪生产波动根源的分析

本文首先对备受人们所关注的 1998年底、1999年初全国各地生猪和猪肉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根本原因作了分析。文章认为 ,1997年的高价位并不是造成此次生猪生产供过于求和猪肉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根本原因 ,蛛网理论也不能做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而信息的不完备性才是最根本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认为 ,建立期货市场 ,开展和完善期货交易是避免生猪生产和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根本措施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三方动态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然而质量安全事件仍然频发,造成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引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运用现有可追溯体系来确保质量安全成为解决安全事件的关键。以生猪为例,政府带有强制性的生猪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在规范生产者严格按照标准生产的同时,也要满足消费者对生猪质量安全的诉求,只有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实现生猪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动态平衡。分析政府、生产者、消费者三者博弈过程,可以厘清三方不同参与主体的动态演化规律,探讨不同主体进行策略选择时相互影响以及在不同参数变化下各个主体策略选择。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求解演化稳定均衡解,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各行为主体方利益诉求及利益实现形式是影响其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完善生猪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政府要承担其责任,完善对市场的奖惩机制,生产者应大力开发和运用生猪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要积极引导消费者参与生猪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评价。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改革生猪生产和流通

生猪经营的经济效益较低是食品行业长期、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都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是,改革虽多,却收效不大,原因何在?我们认为,主要是改革的“文章”做得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由于生猪从产到销的各个环节、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而产改销不改,收改调不改,下改上不改,内改外不改,物改人不改,改革是不可能收到明显效果的。所以要提高生猪经营的经济效益,必须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对现行的生猪生产和流通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 从生猪生产升降曲线发现的新问题 1952年以来,我国的生猪生产大体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起落。其起落情况如下图。     

浅谈农村生猪定点屠宰的规范管理

在农村，如何贯彻落实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达到规范管理?笔者认为关键是要抓好以下几方面：     

猪肉价格波动的博弈分析

猪肉作为生活必需品,特点之一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猪肉价格必然会产生周期性波动,波动幅度呈逐渐增长态势。猪肉价格波动的形成机理,一是内部传导机制,包括猪肉供需的散发型蛛网、生猪的生长周期及粮食等饲料成本对价格的影响;二是外部冲击机制,包括疫情等突发事件及宏观调控对猪肉价格的影响。通过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博弈分析,说明单纯的依靠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抑制波动反而会加剧波动。必须引进政府的作用,通过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建立猪肉价格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储备制度;加大金融支持规模养殖力度,增强养殖户抗风险能力;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和计划等有效措施,对猪肉这类生活必需品加强宏观管理,以保证养猪业均衡平稳发展。     

透视2011—2012我国猪肉价格暴涨暴跌的原因

从猪肉价格的形成机制来看,猪肉产业链条上各节点的成本和利润决定猪肉的生产价格,猪肉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猪肉的市场价格。近年来,我国猪肉价格频繁、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发散型蛛网”模型是猪肉价格波动的核心动因,猪肉市场体系不完善是猪肉价格波动的体制原因,除此之外,生产成本变动、疫病、宏观调控政策等也是猪肉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为稳定猪肉市场价格,应采取措施促进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同时要完善猪肉市场体系。     

努力提高生猪的瘦肉率

提高生猪的瘦肉率,是国内广大消费者的迫切要求,也是扩大出口贸易的需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近几年来市场瘦肉供应紧张。尽管商业部门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这种供求矛盾。瘦肉供应紧张,虽然反映在流通领域,但其原因不在流通渠道,而在生产领域。我们要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生产领域入手。从当前来说,要提高生猪瘦肉率,在生产上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改革生猪收购价格     

当前我国新一轮猪价波动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本轮生猪价格的高位运行直接"拱"高了CPI,呈现出波动周期缩短,波动幅度增大,波动季节异常及预警机制失灵等明显特征。这既是生猪生产进程中成本因素与结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又是疫病引致与刺激因素综合叠加的产物。因此,采取培育稳定的供应基地、逐步完善的期货市场、健全的科学预警体系及优化的补贴机制等措施,将有利于减缓生猪的周期性波动,稳定生猪的市场供给,缓解"猪贵伤民,猪贱伤农"的两难困境。     

论价格构成和实际价格相对于理论价格的偏离

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体系改革的目的是要调整不合理的比价、特别是工业产品对农副产品的比价和加工业产品对基础原材料的比价,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调动各部门的生产积极性。为此,要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各部门产品的价格构成,精确地把握各类产品的实际价格相对于三种理论价格的偏离程度。这三种理论价格是:按社会平均工资盈利率定价的价格、按社会平均成     

深化生猪经营体制改革的对策

四川省商业经济学会和省食品公司于最近在重庆市联合召开了生猪经营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会议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讨论了生猪经营管理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我省近年来生猪生产继续稳步增长,市场繁荣,群众基本满意。但从1988年9月以来,由于粮价上涨,生猪集市肉价有所上升,国家经营比重有所下降。针对这些问题,与会同志提出了深化生猪经营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建立完善的生猪市场体系。要采取措施强化市场功能,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统一的、开放的、横向的、竞争的市场和网络。     

关于初级产品价格改革与加工企业消化能力问题

我国价格体系改革的任务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二是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等,三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我认为,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需要,我国改革价格体系的首要一步,应是工业品、主要是初级工业品价格的改革。从这方面入手改革价格体系,有利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一、改革初级产品价格是当前价格改革的首要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价格体系和管理办法不断作了一些调整改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议购议销价格范围;放开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价格;部分商品实行浮动价等等。广东省还在国家统一部署安排的基础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对本地生产的煤炭、钢材、生铁、焦炭、硫酸、烧碱等产品制定了比国家统一价高出较多的地方价格;三类日用工业品价格除列名管理的120种外,其余全部放开;采取超购加价、价外补贴等办法,加大了稻谷、糖蔗、黄红麻、木材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先后放开了蔬菜、生猪等价格。这一系列的调整改革,效果是明显     

深化价格改革的若干设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了一些调整。同时,对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放开、搞活了一部分产品的价格,使价格体系逐步向合理的方向转变。总的来看,价格改革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了偏低的农副产品价格和棉织品等价格;降低了化纤制品、手表、收音机等重要商品价格;坚持了结构性的调整,解决了许多突出影响生产和流通的价格问题,基本上理顺了特别不合理的价格关系,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而且有助于搞活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通过价格调整和改革,调整     

生产价格质疑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形成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对价格形成问题的讨论还很不充分,就报刊发表的文章看,主张采用生产价格的意见比较多。但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生产价格是否有现实的客观依据?生产价格的作用如何?主张按生产价格订价的同志对这两方面的分析论证似乎都还存在一些问题。生产价格的客观依据问题可另作讨论,现只就生产价格的作用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就正于主张采用生产价格的同志,并供大家讨论。     

关于生产价格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生产价格中应否包括地租熊映梧同志提出生产价格的构成应包括地租(《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22期)。顾志明同志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如果生产价格中包括级差地租,那么不但优等地的级差地租要大大提高,而且其他企业也会获得超额利润;如果生产价格中包括绝对地租,那么所得到的公式就不是生产价格,而是商品的价值;如果把垄断地租包括在生产价格中,那么所得到的也不是生产价格而是垄断价格(《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对于顾志明同志的上述第一点和第三点意见我比较赞同。关于第二点,我觉得有商榷的必要。我认为,生产价格构成中应包括绝对地租。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撇开农业部门只讨论工业品的生产价格形成过程。因为“平均利润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是在农村关系之     

试论食糖价格的现状及调价策略

食糖是国家指令性计划商品,其价格是国家统一制定的。食糖的价格是1965年制定的。20多年来,食糖产销情况和工业、商业的费用、利息率、税金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价格至今一直未动,既对生产不利,又影响流通。因此,食糖的价格有待于理顺。 一、食糖价格的现状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