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中和与呈现:政治活动之美——兼谈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

与"美在意象"、"美在和谐"、"美在呈现"的观点相对应,执政党政治美学所描述的"政治活动之美",具有"形式之美"、"中和之美"及"为人之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及执政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活动之美",对当今一些忽视美学评价的执政行为有警示意义。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韦贤、魏相、丙吉任相预言考

韦贤、魏相、丙吉任相预言考孙顺华《史记》载：“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雨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田文曰：‘今此三君者皆宰相也。’其后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①此为司马迁死后事，是为诸少孙所补写。韦贤、魏相、丙吉在汉宣帝时先后任丞相，张...     

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

宰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说明宰相的影响遍于天下,宰相之重系国家安危。古代把宰相喻为围君的腿和臂,又比作制造陶器的转轮的中轴,即所谓“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把贤相与圣君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宰相制度的历史久远。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真正设官为相,从战国的秦开始。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从秦至西汉,以丞相、相围或三公掌宰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朱元璋废丞相述论

本文基于对朱元璋废丞相这一历史事实的综合辨析,并稽核史界的有关认识,考察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朱元璋废丞相虽具有随机性(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更为根本的,它是封建政治制度演进的逻辑必然。君主行为之能动性,限废计划之周密性,即其表征。     

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

以前的学者谈司马迁的思想时,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本文则重点考察司马迁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撰写技巧,表明自己对于汉武帝时政的评价,指出司马迁既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委曲批评的方式,即所谓"继《春秋》"之"忌讳之辞"。     

释诸葛亮“好为《梁父吟》”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悲士人立身处世之不易,兼讽为相者之不仁.<梁父吟>是诸葛亮历观古今士道与治道后,有所寄托而作,足见其器识之远大.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之志节与事业,裨益实多.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民国前期,傅增湘三任教育总长,这一时期的教育部相对而言最为稳定。他一方面近承范源濂执政思路,在用人及施政上延续已有局面,保证了教育部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远绍蔡元培余绪,任内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商讨民国教育发展大计,并据此修正和完善各项教育法规,把教育部施政水平推进到新的阶段。傅增湘三次任期内教育部的种种作为,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评

明代大臣于慎行认为,君主和大臣作为国家的执政者都必须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君主要重视制定法纪伦常、选贤任能、善于纳谏、关心民众疾苦等。大臣要关心国家利益、忠于君主、善于进谏、廉洁奉公等。君主和大臣能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西汉中后期的儒宗宰相

西汉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儒宗宰相",他们是当代鸿儒,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文化素质而言,堪称杰出人才。但是他们所逢之时,相权已经受到严重削弱,在皇权加强的政治体制下,他们难有大的作为。作为"识时务"的儒者,他们中的多数以"持禄保位"为基本的人生宗旨,缺乏责任感,在政治上不敢建树。这也为西汉后期的朝政蒙上了阴影。     

战后日本首相更迭机制探析

战后日本采用了先由执政党提名、再由国会任命的首相更迭机制。由于日本政党政治的特殊性,首相长期在一党内更迭。即使民主党代替自民党上台执政后,短命首相现象依然存在。选举制度和媒体迎合大众的报道方式是日本首相更迭频繁的主要原因。首相的频繁更迭致使日本的内政外交等重大政策经常发生改变,增加了他国外交应对的难度。     

晋卿封地与赵鞅在晋南建晋阳城时间考略

晋国六卿赵、魏、韩、范、智、中行的封地,除范氏的封地先后有所变动外,其余皆在晋南。晋顷公十二年灭祁氏、羊舌氏后,六卿专权,晋室弱,相互间形成了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晋侯为防范逃亡华山的羊舌氏子孙勾结强秦对晋国造成威胁,赵鞅则侧重以应对六卿间的内斗,在天时地利人和有利于己的条件与形势下,约于公元前513年秋,在自己封地赵邑（即赵伊）境内破土动工建边秦城堡晋阳城。     

韩非论臣

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有的只是利益的争夺。＂明主＂要能严格区分手下臣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臣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他将君主手下的臣子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指出了不同的控制及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