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

在宋代文学选本中,地域性文学选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选本通过对郡邑或名胜历代文献的收集、整理,很好地反映了地区文化的风貌。探究其蓬勃发展的原因,除了与宋代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关系密切外,地理志的编纂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宋代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繁荣,与宋人的郡望意识以及地域文化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西部文学地域性的思考

西部文学的地域性更多地表现为异域性,作家往往借这样一种特殊化了的地域,来表现某种理念、价值、精神或者是关于人性的寓言化思考。作家往往是在营造一种真实的谎言:西部在这样的营造中,通常都会变成一个神奇而又圣洁的精神家园或乌托邦。作家借用异域来克服人们包括自己对虚构真实性和价值的质疑。因此西部文学具有非常鲜明的神话性特点,这一特点既是优长,又是局限。西部文学发展的真正关键是在如何扬长避短。     

文化的超地域性与翻译

文化具有地域性,也具有超地域性。文化的超地域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共享性文化的存在;一是通过翻译交流形成的文化融合。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必须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多做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方能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此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文化加以分区考析。     

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

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厘清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的身份问题与多民族文学史观念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策略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价值评价标准关系。     

闽南高甲戏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高甲戏是闽南地区主要的地方剧种,它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根植闽南乡土农村,并吸收各优秀剧种的精髓为自己所用,兼收并蓄从而丰富自身。从高甲戏的剧目内容和表演形态中,可见蕴含其中的闽南人的性格特质及闽南地域民俗文化的一些特点。虽然高甲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在高甲戏剧种恢复和活态传承的当代,可望高甲戏的发展会得到稳定和繁荣。     

乐亭影戏的地域性特征与保护传承路径

乐亭影戏是流传于冀东地区、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的影戏剧种之一。古代燕赵地域文化的熏染和影响,使得乐亭影戏具有了慷慨悲壮的艺术风格。为了加强对乐亭影戏的保护与传承,应当改善皮影相关组织的演出条件,提高从业者待遇,保护好传承人,建立皮影生态村,努力发挥学校教育在影戏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文化人类学与音乐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研究方面,文化人类学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可以很好地阐释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两大特征。文化人类学对音乐的未来发展也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

主持人语: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英、汉言语交流中的礼貌原则与文化的地域性原则

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趋势下,跨文化交流中弱势文化面临着被强势文化所同化的威胁。在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面前,一味地强调礼貌原则势必会使弱势文化更加被强势文化所主宰。将地域性原则用于语言文化中,可以保障弱势文化的自我保护,也有助于全球化环境对地域文化的保持和保护。     

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刍议——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为例

通过阐述文学地理研究中有关地域文化的认识问题,指出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受到文化变迁、社会总体知识水平和个人经历经验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又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诗歌为例,提出了一种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即按照创作地点将它们分为"在岭南"与"自岭南"两类,并比较了两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进而探讨了它们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意义.     

关于天津文化的理论思考

对文化的广泛关注是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人们追求目标提升的必然趋势。研究地方文化要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要素特点。天津文化是一种城市文化,概括天津文化是困难的。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接近和把握天津文化的特色。一是天津文化具有反差较大的双重性格;二是原生文化不明显,以荟萃四方文化为特长。在新时代,天津人应该张扬敢于创新、开风气之先的精神,吸纳各地先进文化和踏实实干的传统精神;也要适应市场经济,注重宣传自己,树立抢抓机遇的意识和抢占制高点的魄力。     

略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的大国。先秦时期诸子学说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与兴起。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 ,从春秋到战国 ,中国大体形成了若干个具有各自特征的文化区域 ,先秦诸子的形成与这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地域性传统贯穿在其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全部历程之中 ,两汉至隋唐如此 ,宋元明清表现更为突出 ,就是中国近代哲学也还是摆脱不了地域传统的影响。因此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而当下学界对此挖掘不够 ,为了深化对该课题的研究 ,我们组织了这次笔谈 ,现推荐给读者 ,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今后 ,我们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继续进行讨论。     

创新：《大公报》留给天津文化的记忆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大公报》创造了许多第一,铸就了中文民营报业的辉煌。源源不绝的文化创新,是《大公报》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天津比起全国知名的文化名城自愧弗如,但《大公报》依托繁荣的经济,宽松的政治,有现代通讯条件的环境,吸纳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创出了天津文化的名牌。     

工业题材：天津文学的龙骨工程

天津工业题材文学始终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它不仅拥有一支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而且屡创佳绩,为天津赢得了声誉。工人作者是生力军建国后的十七年,是天津工业题材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即全面启动和初步繁荣时期。工人作者自始至终成为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回顾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以阿凤、董乃相、滕鸿涛为代表的第一代工人作者群体;一是1958年前后以万国儒、张知行为代表的第二代工人作家群体。他们虽然同是从工人中间被发现和培养出的业余作者,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     

美国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学

在跨中美文化与文学的对话之中,美国布朗大学的Hu-DeHart教授认真地介绍了美国的族群与文化,以及族群的判定,白人与非白人的关系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race是了解美国社会的组织与族群与历史的关键.而在中国,民族是多元的,权利的交替成为民族不断融合的契机,但是,中国的民族应该重视其中源流的古与今,一方面要注意两个时段的区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古今的连续和关联.新时期以后,各民族的权力和地位正朝着平等互助的方向迈进.对话,在突出彼此文化背景的独特性前提下,共同强调了多民族国家文化与文学的多元性意义.     

穿越当代"经典"--文化寻根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所谓文学穿越,它一方面穿越的是政治和文化,并通过政治和文化走向人类关怀,另一方面穿越的是既定的各种世界观,建立起作家自己的世界观。本文所做的,就是依据一个作家应该建立起的对世界的独到的哲学性理解,来看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寻根文学”阶段几部轰动性作品所存在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局限。     

浅析海河与天津历史文化的关系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三岔河口一带的直沽寨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胚胎,海津镇的出现则确立了天津地区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从金元时期开始,作为天津城市前身的直沽,经济、文化中心即在三岔河口沿河一带,天津设卫建城后这种情况未尝稍改,从而为天津确立了河海通津、南北交融的文化品格。开埠后,各国租界自海河上游向下发展,不但形成了天津城市发展夹河而立的总格局,也决定了“百年风云看天津”和东、西文化荟萃的文化走向。     

文学作品观与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的话题,近几年来在中国文坛不断提起。本文笔者着眼于韦勒克的“作品与文学史”的观点出发,从“作品”、“读者”、“整体论”、“透视主义”、“文化”视角对西方２０世纪几种理论进行简略回顾与评述：各种理论都有各自不同关于文学作品观及文学史研究的理解与“说法”。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给予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某种启示。笔者对几种理论梳理之后,力图从某些方面展望世纪之交的文学史研究的简貌。这些也许能够给“文学史重写”带来某种启